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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将至，又到水仙雕刻的时节，我们来聊一聊水仙吧！

中国水仙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虽然不算很长，但是掐指算一算也有一千多年了。那么，它是我国原产的凌波仙子还是远道而来的自恋美男呢？关于这个问题，近二三十年里，还真有人很激烈地争论过。

水仙(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nsis)

让我们把时针调回到1982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陈心启和吴应祥两位教授在《植物分类学报》1982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水仙考》的文章。

陈吴二人的文章认为：水仙(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nsis)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唐末段成式的博物类著作《酉阳杂俎》，文中有“㮈袛出拂林国......”的记载，㮈袛是水仙中的一种，拂林国则是当时的东罗马帝国，也就是今天的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而这个区域正是盛产水仙花的地方。当时的大唐绝对是发达国家，与世界各国交往甚密，外国人来访时，带些土特产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很有可能水仙是在那个时候传入中国的。

水仙(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nsis)

从植物学的角度分析，陈吴二人认为，虽然在浙江和福建的一些沿海地区有野生的水仙花生长，但都是聚集在寺庙、房屋周围等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虽然可以正常开花，但是不能结出种子，只能进行无性繁殖，有性繁殖存在障碍，让“中国原产说”显得很没有说服力。通过染色体的研究，日本和中国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证明了日本、崇明、舟山和漳州出产的水仙是同源三倍体，这种现象有力地说明中国水仙是一种长期栽培的植物，而不是中国或日本原产的乡土植物。

水仙(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nsis)

时间到了1985年，仲恺农学院债学理论学家卢履范在《农史研究》（第六辑）发表题为《中国水仙问源》的文章提出异议，主要观点如下：水仙没有出现在拂林国与唐朝交往的货单清单上；中国水仙的学名中有chinensis，证明是中国原产；明代《长物志》里提到水仙“六朝人称为雅蒜”，说明比隋唐更早就有了关于水仙的记载；我国有很多地方有野生水仙，有野生水仙的地方，就是水仙的发源地；并在文中批判陈吴二人“把漳州水仙说成是华籍外裔”是“混淆了视听”和“不承认自家道地货色”，“难免有数典忘祖之讥”。

此文犹如巨石落入池塘，让原本平静和谐的讨论气氛变得火药味儿十足。

福建花农种植水仙

转眼之间，又过了6年。陈吴二位教授在《武汉植物学研究》1991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中国水仙续考----与卢履范同志商榷》的文章。文章补充了更多的史料文献和深入的分析研究，逐一回答了卢履范在《中国水仙问源》文章中的异议和质疑。文章更新的内容不多，基本上就是一篇有针对性的植物学科普文章。

福建漳州水仙花田

在这里，我们掰开了揉碎了科普一下。植物学名中有chinensis，这个东西未必就是原产中国的，就像很多中国原产的植物学名中都有persica（波斯的）、japonica（日本的）；而用明朝的文献证明六朝的事件，难免有“刻舟求剑”的逻辑错误；有野生，未必是原产，在中国高原地区大面积归化的波斯菊(Cosmos bipinnatus)到处都是野生，但却原产墨西哥。

丁香水仙(Narcissus jonquilla)

从1991年到2011年，关于中国水仙来源问题的讨论沉寂了20年。在植物学界普遍接受了陈吴二位学者的观点，中国水仙在最新编撰的《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已经作为1300年至1400年前引种栽培的观赏植物记录。

三蕊水仙(Narcissus triandrus)

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的程杰教授发表了《中国水仙起源考》；2015年，程杰和程宇静合作发表了《论中国水仙文化》。这两篇文章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水仙是外来归化植物，时间在五代或稍早一些的唐末，首先落地湖北荆州一带。南宋时期，水仙栽培中心转移到了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和闽、浙沿海地区。明嘉靖之后，苏州嘉定、吴县一带成了水仙著名产地，影响很大。清康熙中期以来，水仙栽培重心再次转移到福建，漳州水仙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影响至今。

红口水仙(Narcissus poeticus)

这两篇文章史料详尽，论证严谨，加上陈吴两位植物学家的研究成果，几乎可以盖棺定论。现在只差一份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报告来板上钉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