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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多地发生野猪致害事件，拱食庄稼、阻断交通、扰乱街头，甚至冲撞伤人。国家林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野猪数量达200万头，在28个省份有分布，在其中26个省份致害。当前，解决好野猪致害问题，关键是做好种群调控。

秋冬季节是野猪致害和捕猎野猪的集中时段，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在河南三个野猪种群调控试点区县走访发现，近年来野猪种群迅速扩大，活动范围由深山大沟向浅山丘陵、平原农区拓展。河南多地以猎犬围猎为主要方式对野猪进行捕杀，积极调控种群数量，但因成本高、收益低、效率差等因素，一些地区防控效果有限，受损群众意见较大。

受访干部认为，野猪致害问题凸显基层生态治理能力短板，需加快理顺人员动员、部门协同、资金拨付等环节的问题，以野猪防控实战练兵，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升生态治理理念，人猪“鏖战”亟需找到破局之道。

“春拱种、夏毁苗、秋啃果”，野猪“围村”毁农伤人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位于县域西部山区的四棵树乡平沟村是深山村。47岁的村民陈海松种了10多年中药材，自2020年起，野猪成为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头号大敌”。

“最近几年野猪很厉害，种的天麻、黄精、苍术都让野猪拱了，野猪成群结队，一晚上能把一片地都拱完了，基本上绝收了。”陈海松说，有时候一块地被拱食三四遍，白天刚补种，晚上又被野猪拱食，四五年下来，损失几十万元。

为了防备野猪，陈海松放音响、扯灯泡、挂布条，尝试了多种手段，但是野猪很快“免疫”，“刚开始还有用，后来根本不怕了，搭棚子守在地里也防不住。”无奈之下，近两年，陈海松压缩中药材种植范围，只在大路旁边、房屋附近种，原来一年种四五万棒天麻，现在只种3000棒，收入随之减少。

鲁山县林业局相关股室负责人告诉记者，类似情况并不鲜见，野猪在深山区毁坏药材，在浅山丘陵啃食庄稼，数量迅速增加，活动范围由深山区向浅山丘陵、平原农区地带扩展，“经常收到群众反映野猪致害问题，但没有好办法解决，群众有一些怨气。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规定，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但是地方财政紧张，拿不出这笔开支。”

“春拱种、夏毁苗、秋啃果。”位于伏牛山区的洛阳市栾川县同样面临野猪侵害问题，全县野猪种群数量估算在7000头以上。据当地林业部门统计，野猪致害严重时全县受灾耕地面积达5900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6%。2021年以来，还出现野猪攻击村民导致重伤、野猪闯入县城区等致害事件。当地积极治理后，受灾耕地面积明显下降，今年有2000余亩耕地受灾。

“由于野猪是杂食性动物，常成群活动，在玉米地、红薯地里拱食、压倒作物，损害很严重，被糟蹋过的地块近乎绝收。”南阳市西峡县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股负责人时富勋说，前几年严重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反映野猪致害的电话。

多地受访林业部门干部分析，野猪数量激增致害，一是当地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意识提升；二是野猪繁殖能力强，一年繁殖两窝，一窝平均七八头；三是作为杂食性动物，野猪的适应能力强，分布范围广；四是河南等地缺乏大型猛兽，野猪没有天敌。

猎犬围捕成本高难度大，“水土不服”效果不佳

为应对野猪致害问题，2022年起，河南将鲁山、西峡、栾川等13县列入野猪种群调控试点区县，推广以猎犬围猎方式捕杀野猪，禁止用枪弩、陷阱、兽夹等方式捕猎，但部分地区面临成本高、收益低、效果差、难持续等问题。

鲁山县四棵树乡平沟村村民陈鲁伟种了4年天麻，每年都被野猪拱食，严重的年份毁坏一半药材，收入损失约15万元。2022年，鲁山县林业部门开始发放狩猎证，成立猎捕队，陈鲁伟第一批申请证件，如今养了10多条猎犬，其中多条猎犬遍体鳞伤。

“由于野猪比较凶猛，成年野猪一般需要五六条猎犬同时围攻，才能捕杀。猎犬也有分工，非常讲究战术配合。但养犬成本很高，前不久我们刚买了3条幼犬，一条2000元，把一条猎犬训练成熟，得投入约6000元的成本。”陈鲁伟说，11月中旬，他和狩猎队队员进山围猎，碰到一头200多斤的野猪，一次围猎就有两条猎犬死亡，而在围猎过程中，猎犬受伤更是家常便饭。

“猎犬伤亡率高，狩猎成本就高，但是补贴很少。”鲁山县林业局相关股室负责人介绍，2023年捕猎周期内，林业部门按要求组建了6支猎捕队，整个猎捕期死亡猎犬3条，受伤16条，捕获野猪11头。今年秋季虽然将补贴提高至1500元/头，且狩猎队扩充至13个、73人，但截至11月中旬，也仅猎获14头野猪。

工作开展较早、捕猎效果较好的南阳市西峡县，山区面积大，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且山区群众曾有打猎传统。2022年开展野猪种群调控工作后，群众参与积极性高，当地发放290余张狩猎证，成立17支狩猎队，约500条猎犬，2022年捕杀380余头野猪，2023年捕杀290余头，工作成效显著。

西峡县护农护林狩猎服务队成员何吉银经营轮胎生意，热衷养狗，15人的狩猎队还以每台3万多元的价格，购买了3台具备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追踪野猪踪迹，今年已经捕杀野猪约50头，但仅他自己就损失了6条猎犬，一条好猎犬的市场价在1万元左右。

“我主要是爱好，西峡喜欢养猎犬的人多，干这个肯定亏钱，我一年倒贴5万块钱。”何吉银说，虽然捕杀一头野猪西峡林业部门会补贴1000元，但是算经济账肯定不划算。同时，也有其他县区请他到当地捕杀野猪，但跨区围猎成本更高，且有狩猎队碰到过到外地捕猎时猎犬咬死村民禽畜的纠纷，因此他基本不进行跨区域围猎。

西峡林业部门干部分析，猎犬围捕之所以适合当地，与本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相关，复制推广到其他县区后，哪怕是邻近的南阳市淅川县，都出现“水土不服”，且如何平衡狩猎队收支仍是共性难题，当地捕猎队多通过本业挣钱倒贴捕猎。而除了猎犬围捕之外，基层单位缺乏其他调控手段。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县区林业局连麻醉枪都没有，应急处置能力较弱。

理清种群数量“明白账”，编织多方协作“防控网”

受访干部和专家认为，处理野猪致害问题，需在部门协同、资金保障、力量动员等方面发力，提升基层生态防灾减灾能力。

首先，进行野生动物调查，摸清种群底数，科学研判形势。由于缺乏专项经费，一些地区多年未进行过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现有野猪数量多为各乡村估算上报得来。鲁山林业部门估算当地野猪有1万多头，西峡估算当地野猪4000多头，均为估算数据。长期关注野猪种群调控问题的郑州师范学院生物学教授李长看认为，很多地方都在说“野猪泛滥”，或者其他物种泛滥，但当前不少地方缺乏关键基础数据，野生动物是否真正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无法做出准确科学的判断。

其次，因地制宜采取多种调控手段，多部门协同应对野猪致害问题。有基层干部认为，当前河南主要推广猎犬围捕方式，其安全性高、针对性强，但是成本高、效率低，在财政紧张的背景下，补贴标准较低，“经济不划算”直接影响捕猎的积极性、持续性，一些地区恐难达成预期调控效果。在严禁枪弩的情况下，可否由森林公安等部门协同林业部门“联合作战”，在野猪致害严重地区，定区定时由森林公安持枪猎杀野猪，这种方式更安全高效。

再次，农业部门和保险部门可探索更系统、更具针对性的农业险种，帮助农户减少损失。2021年，栾川县在财力有限情况下投入25万元，由林业部门和保险公司合作，为群众购买野生动物伤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农作物、经济林每亩赔偿限额200元，并对人身伤亡进行一定赔偿，这项政策延续至今。

栾川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股负责人郭鹏鹏说，引入保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因野猪致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把农户损失降至最低，有效缓和了群众怨气。

最后，加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建设，探索对野猪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有基层干部反映，野猪种群调控过程中，也要谨防个别地区以“安全”“规范”等为由，导致捕猎证发放迟缓、麻醉枪等设备审核困难。同时，李长看认为，县域单打独斗效果有限，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应统筹进行种群调控。此外要科学考量野生动物猎捕政策，加强科技支撑与技术应用，将民间猎杀与政府猎杀协同起来，降低防控成本，增添防控动力。

受访专家认为，以野猪为代表的部分野生动物种群已从“保护提升种群数量”逐渐转向“科学调控种群数量”阶段，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摩擦”一直在发生，回答好新时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命题，要抓住野猪种群调控的契机，多部门协同治理、实战练兵，探索形成有效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办法。

来源 | 新华网/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