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青山，那片情

作者：王嘉龙

我不是个喜欢追剧的人，最近却迷上了以“伐木模范、育林英雄”马永顺为人物原型的电视剧《青山不墨》，从第一集开始，每一集都盯着看，生怕落下其中的哪个情节片段。剧中的许多场景、画面、人物语言我都非常熟悉，可能正是因为熟悉，我才对这部电视剧感到格外亲切。每当看到那长满红松、白桦的山林，那皑皑的白雪，那挂满房檐的冰溜子，那一声声高亢的“顺山倒！”，特别是看着工人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抬着粗壮原木坚毅前行的一个个画面，我就有一种游子回到故地与我的父辈亲人久别重逢的激动。

伊春林区是和我缘分很深的地方。我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在哈尔滨谋生，那时父亲刚及弱冠，学的是水暖工的技能，但是为了挣钱更多一点，让老人妻儿生活得更好一些，父亲毅然选择从哈尔滨去了小兴安岭伊春林区一个叫“圣浪林场”的地方。从此，父亲就加入了第一代林业工人的行列，他的肩上也从此压上了一副重重的抬木杠。父亲当时的年龄应当比电视剧里工人们的年龄都小，但是他受的累、吃的苦和马永祥他们一样多。父亲中等个，驼背，他的右肩和后背有一层厚厚的肉茧，母亲曾说那是一片“死肉疙瘩”，是抬木杠子压出来的。父亲走路也很慢，轻装走路时也不快，这和他常年负重有关。我曾见过父亲和他的工友们抬木头装火车的情景。他们两人一杠，前后八个人用掐钩抬着粗长的原木，嘴里喊着号子，亦步亦趋，颤颤地走在高高的跳板上——比《青山不墨》里抬木头的画面还令人惊悚。那时候，幼小的我看见父亲抬着大木头走在前面，我刚想喊他，却被母亲一把捂住了嘴，母亲说：“不能喊，你一喊，他们的脚步可能就乱了，就要出大事了。”年轻的母亲是抬木工人的家属，她懂得抬木头人的规矩。

电视剧里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缺粮少米、人们食不果腹的情节，当时我们家也是如此。我父亲带着哥哥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地，用土豆补充粮食的不足。我家每次吃饭，父亲都是先吃烀土豆，吃到多半饱，才吃上一个窝窝头或者玉米面饼子。他每次放下筷子时没有说过“吃饱了”，而是说“算了算了”。其实这不就是一个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食无求饱的一种无奈吗？父亲的工友们多有在家吃小灶的习惯，就是每顿饭，给干重活的人另做一点带荤腥的饭菜，以补充体力。我的父亲却从来不吃小灶，即使母亲做了，他也要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口也不吃。他说：“孩子们吃窝头大饼子，我吃不下那口馒头烙饼炒鸡蛋。”每当发工资，有的工友会下一次馆子，犒劳自己。父亲却从来不去，而是买回一点肉，让母亲炖个肉多一点、油大一点的菜，一家人围着吃。父亲很多年都不吃鸡蛋和鱼，他说嫌有腥气味，我们都相信了父亲的这个忌讳。可是等到日子好过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一个父亲骗了我们很多年的善意的谎言。

我父亲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跟随工厂一块迁到内蒙古大兴安岭的，仍然是做抬木头的装卸工。父亲曾多次参加森林火灾的扑救，每一次奔赴火场他都很积极，有时在火场上要奋战半个月二十天，回家时已是灰头土脸、衣衫褴褛。母亲心疼，说：“咋还让抬木头的去打火？”父亲说：“伐木、种树、打火、抬木头，都是林子里面的分内活，要是林子都烧光了，还抬啥木头啊？”

说和伊春林区缘分深，还得说说我自己。半个多世纪前，我就出生在那个叫“圣浪林场”的小山村，幼小时被父母抱着去了大兴安岭的牙克石。我在少小时对我出生之地的印象，都是来自父母常常挂在嘴边的铁力、神树、桃山、圣浪如何如何，都是小兴安岭的红松、胡桃楸、水曲柳、黄菠萝如何如何。小兴安岭的山，小兴安岭的水，有着父母亲满满的青春记忆。

《青山不墨》里有句男声深情而厚重的旁白：“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每次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觉得那是在说我。我作为“林二代”，既是林业工人的孩子，也是大山的孩子。我在小兴安岭出生，在大兴安岭成长，1976年当了一名森林警察后，就把一生都交给了兴安岭的山川沟壑。韶华之年我在大兴安岭北坡原始森林里，骑马挎枪，为完成好护林防火灭火、林政管理、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的艰巨任务，和战友们一道钻山入沟、爬冰卧雪、踏泥蹚河，风里来，火里去。年过半百，我被组织上调到黑龙江森警总队任职。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到职之时，正值伊春林区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对于一名森警而言，火光就是命令，我当即奔赴火场，没有和其他人说。我知道，这一片林区就是父亲年轻时挥洒过汗水的地方，就是父亲在其后的很多年里念兹在兹的地方，也是我的生命得以诞生的地方。在这片山林里扑火，别具意义，在火场的那几天，我心里涌动着的是比山火还炽热的一种情愫。在其后的日子里，我又多次到过伊春林区，流连忘返。那是一片浩瀚壮美、变化多姿的大森林，有时绿浪千重，有时色彩斑斓——“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我慢慢理解了父亲为什么会对这片大森林那么倾情，那么牵挂。

我曾专程去铁力参观过“马永顺纪念馆”。在向这位著名英模塑像致敬的时候，我想，父亲在当年会否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哦，“咱的林子咱的山，咱的头顶蓝蓝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