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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汉中市佛坪县大古坪村的每一个村民都见过大熊猫。野生的、活的。大古坪村村主任宋建军就是这么跟新京报记者说的。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孩跑进他家玩，当着记者面他问道：“你见过大熊猫吗？”小孩咧着嘴笑：“见过”。

村支书王小林稍微比宋建军保守点，全村274人，他估计，“20岁以上的村民差不多都见过，小孩子可能见得少点。”即使是这种保守说法，也足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喜爱大熊猫的人们羡慕嫉妒了。

今年4月22日，村民宋建才在村头路边拍摄到的野生大熊猫。受访者供图

孩子都能认出大熊猫的“便便”

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的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佛坪保护区），与大古坪村的东河小组就隔着一条小溪流，当地人称作“桥河沟”。而大古坪村剩下的三个村民小组，直接就散落在保护区之中。

佛坪保护区与大古坪村村委会就隔着一条名叫桥河沟的小溪流。张一川 摄

2015年公布的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秦岭地区以0.096只/平方千米的野生种群密度，高居全国之首。而早在1999-2003年进行的第三次大熊猫调查中，佛坪县就已经拿下野生大熊猫种群密度的全国“桂冠”。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佛保局）科研科科长何少文介绍，整个秦岭地区大概有20多个以保护大熊猫为主要目标的自然保护区，而据佛保局和中国科学院2016年发表的科研调查数据，佛坪保护区内共有95只野生大熊猫，约占秦岭大熊猫总数的1/4。

宋建才是村中最近一次见到野生大熊猫的村民。今年4月22日，他到村头去摆放蜂箱，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大熊猫在吃竹笋，离他也就一百多米远。大熊猫也发现了他，很快晃动屁股溜进了林中。但大熊猫并没有走远，接下来一个星期，宋建才发现它还在附近活动着，“到处都是大熊猫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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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宋建才在村头路边拍摄到的野生大熊猫。受访者提供

大古坪村的孩子，在长辈教导之下，从小就能辨识出大熊猫粪便：“长条形的，可以看到植物纤维。”

秦岭猎户曾称为“花熊”

平均海拔1300米的大古坪村，正是秦岭大熊猫主要食物巴山木竹的分布地。每年9月左右，一直到次年的5月，大熊猫都会在较低海拔区域，寻觅这一美味。此时也正是人类偶遇野生大熊猫的“最佳时节”。其实，在地球上生活了800万年的大熊猫，很早就与佛坪山区的村民相遇了。

“我们以前都叫‘花熊’。”佛保局退休职工雍严格说。雍严格1949年出生于佛坪县栗子坝乡西花村（现归岳坝镇管辖），由于家乡海拔更低，不在大熊猫的活动范围内，这位日后的大熊猫专家，只从长辈口中听闻过“花熊”的存在，直到县林业局派他为第一次大熊猫调查的科研队伍做向导时，才见到他称之为“漂亮”的“花熊”。

将雍严格领入大熊猫研究之门的那只“漂亮”的大熊猫，彼时正在树上睡觉。他们观察了一阵后，同行的一人爬上去逗弄它，“逗一下，像狗一样叫一声”。大熊猫被逗烦了，两只前爪抱住脑袋，从树上滚下来，转身就跑进了森林中。

1972年的中美建交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决定将一对来自四川宝兴的大熊猫赠送给美国，由此引发了一股“熊猫热”。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就是在这股“熊猫热”中展开。

而科研调查团队之所以来到陕西佛坪，则是因为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郑光美带领学生来岳坝乡（现为岳坝镇）教学实习时，发现的一张大熊猫皮。

据雍严格介绍，当时郑光美借住在乡长杨笃芳家，询问他岳坝有什么珍稀动物。猎户出身的杨笃芳向郑光美一一介绍后，说道：“我们这还有‘花熊’。”郑光美很好奇，什么是“花熊”？杨笃芳就从家中翻出来一张“花熊皮”给郑光美看。

早些时候，国民党的飞机飞过秦岭上空，投掷了一些东西，杨笃芳组织民兵进山搜索。晚上宿营做饭时，看见树上有一个硕大的黑影，便一枪打了下来，发现原来是一只“花熊”。民兵们剥下了“花熊”皮毛，蒸煮“花熊”的肉吃，杨笃芳则将“花熊”皮背回了家中。

郑光美问他，骨头还在不在？于是杨笃芳带着他们在山林中花了几天时间，找到了残留的下颌骨和几节腿骨。郑光美将毛皮和残骨带回了北京，并据此确认村民口中的“花熊”，即是已被列为禁猎动物、在四川已设立了保护区进行保护的大熊猫。因历史原因，直到1964年，郑光美才在复刊的《动物学杂志》上，以《秦岭南麓发现的大熊猫》为题，正式报告秦岭大熊猫的存在。

2005年，在秦岭大熊猫正式被报告四十多年后，浙江大学的方盛国教授研究组，通过遗传和形态分化的对比研究，发现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中更为原始、古老的一个种类，并将其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

喂养野生大熊猫的童年记忆

现年51岁的王小林还记得大概六七岁时，见到的那只小“花熊”。“就养在村民家里。毛茸茸的，像小狗一样，很可爱。”

佛保局一名职工发表的文章记录，1975年1月16日，雍严格的启蒙老师、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张纪叔在大古坪村小湾沟口遇见了一对大熊猫母子。因为人类的出现，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躲避，幼崽没能跟上妈妈而走散，被张纪叔抱回了大古坪村，寄养在当时的村主任方升华家中。

方升华从没这么近距离见过大熊猫，以前只听长辈说山里有“花熊”，吃竹笋，皮毛硬，肉也硬，所以也没人去捕杀。他把大熊猫幼崽抱在怀中，觉得“挺乖的”。那时村民都来方升华家看这个才七八十厘米长小家伙，人一多，小家伙害怕，沿着方升华家的楼梯爬上爬下。王小林一次也没摸着，直羡慕方升华随随便便就能抱住它。

方升华展示当年大熊猫弯弯爬过的楼梯，房屋上层是弯弯最喜欢去玩耍的地方。张一川 摄

时隔四十多年，74岁的方升华和老伴还清楚地记得小家伙的名字：“弯弯”。弯弯在他家待了四五天后，便被送走了，“听说送去了西安。”

80年代中后期，在西安动物园内，弯弯与同样在佛坪保护区发现的全世界第一只棕色大熊猫“丹丹”自然交配两次，留下了一只后代。

全球第一只被发现的棕色大熊猫丹丹标本，现藏于位于佛保局旧址的“秦岭人与自然宣教中心”。张一川 摄

第一次大熊猫调查中观察记录到的秦岭大熊猫，加上从秦巴大山进入人类社会的“弯弯”，极大地影响了佛坪保护区的选址及建立。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林业部直属的“林业部佛坪自然保护区”建立，规划面积350平方公里，实际占地面积294.2平方公里。

位于佛保局旧址的秦岭人与自然宣教中心里，还保存着佛保局最早的铭牌，旁边是佛坪保护区在陕西省的位置示意图。张一川 摄

“这是一片很难得的原始森林保护区。”佛保局高级工程师曹庆说，“还没来得及砍伐，就被保护起来了。”80年代，大学毕业的曹庆先是进入了龙草坪林场工作。她还记得来到佛坪县时看到的景象：“一片片森林就像韭菜一样被砍伐得只剩树桩，公路修到哪，就砍伐到哪。”围绕在5个林场间的佛坪保护区，成为了当时秦岭大熊猫仅剩的自然乐土之一。

随着佛坪保护区的建立，雍严格也从县林业局调入，参与筹备工作。1980年，就在方升华家的背后，修起了佛坪保护区大古坪保护站。

4年后，王小林初中毕业，留在村中小学做起了代课教师。宋建军成为了他的学生，也有了自己童年记忆中的大熊猫。

80年代中期，大古坪保护站接连救助了两只患病大熊猫，并喂养、照顾。因为两只大熊猫食量大，保护站以每斤几分钱的价格向村民收购竹笋。王小林就带着学生们上山打竹笋，“一次几百斤，没两天就吃完了。”

打回竹笋的学生们，也有机会隔着铁笼喂一下大熊猫。“我们喂了，保护站员工就轻松了嘛。”王小林笑说。

除了竹笋，保护站还会从外面购进甘蔗来喂大熊猫。“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有甘蔗这种东西。”宋建军回忆，保护站员工也会切下很小一块给小孩们吃，宋建军沾了大熊猫的光，人生中第一次吃到了甘蔗。

其中有一只大熊猫或许是病愈，在一个晚上掰开了铁笼和房间窗户上的钢筋，“自行”回归野外了。睡在同一个房间临时看管它的村民，甚至都没听见声响，直到醒来才发现大熊猫逃走了。“人就睡在旁边，它也没伤人。”宋建军说。

剩下那只大熊猫则因为年龄比较大、身体状况比较差，在保护站养了差不多一个月，由四五个来自不同单位的兽医会诊治疗，待身体状况稍微好些后，运到了佛坪县城的佛保局中。那时距离大古坪村通公路还有十几年，平常村民和保护站员工都只能走三四个小时山路进出村子，所有物资全靠人背运。抬着上百公斤重的大熊猫，村民和保护站员工用了一整天时间才将其送到佛保局。

“后来听说有个局长还被它咬了一口，之后就不准其他人喂大熊猫了，只让专门的饲养员喂。”王小林说。

喂养野生大熊猫，也就成了宋建军那批孩子绝无仅有的童年回忆。

大古坪村盛产“土专家”

1998年，因为代课教师工资太低，“没法干了”，王小林开始利用学校假期，在佛坪保护区内给护林员和科研工作者做向导和一些辅助工作。从这以后，他见到的野生大熊猫次数多到数不清。

到了2006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准备在佛坪保护区设立研究基地，那时的王小林已经“可以教学生怎么做调查，怎么收集数据”。

因为熟悉地形，很多大古坪村的村民都在佛坪保护区做过向导，几年下来，“对动物习性很熟悉，讲起来都头头是道、能‘上纲上线’。”佛保局科研科科长何少文说，在向导工作之外，大古坪村的“土专家”们还能帮助护林员和科研人员选择野外红外摄像机的位点，以取得更好的观测效果。

大古坪保护站中展示的照片，佛保局3名职工与野生大熊猫亲密接触，左一为雍严格。张一川 摄

雍严格也是佛坪山区里土生土长的“土专家”。雍严格的父辈曾是猎户，他自己在县林业局工作时也时常与同事去林子里狩猎，“那时还没有保护的概念”，但也因此“知道了动物的生活习性”。后来经年累月地跟大熊猫打交道，更是练就了一些“特殊本领”。

佛保局至今还流传着雍严格的一个传说：他根据大熊猫的粪便，就能分辨出大熊猫的公母，以及离开的方向。不过，在佛保局有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何少文，对此倒是半信半疑。

关于雍严格的另一个故事，是他与大熊猫“乖乖”保持的四年“友谊”。在雍严格与他人合著的《守望大熊猫》中，回忆了他与乖乖的交往：1982年5月，雍严格一行人发现了一只在溪边饮水的大熊猫。他们向大熊猫接近时，被它发现，但它不像其他大熊猫一样马上消失在密林中，而是只走得稍远一点，便停下来开始进食竹笋。

15米外的雍严格一行人再次试图向大熊猫靠近，大熊猫也起身移动，人进“猫”进，人停“猫”停，距离一直都是15米。后来他们学着大熊猫手脚并用在地上爬行，掰下竹笋、剥开外皮，口中还发出咀嚼声，渐渐缩短了3米的距离。

三天跟踪下来，雍严格可以用竹枝，甚至直接用手给它搔痒，拔掉血蜱。大熊猫喜欢甜食，在吃完雍严格喂的糖后，乖乖还会站立起来趴在他身上，用前肢拍打、抓摸他的衣袋。

此后四年间，直到停止对乖乖的跟踪前，每当雍严格和保护区工作人员出现在乖乖附近时，乖乖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冬天人们生火取暖，乖乖也会安稳地睡在火堆旁。

但更多时候，人们是在大熊猫生病后，才有机会亲密接触它。

大古坪村村支书王小林记得，有一回一只病危大熊猫跑进了三官庙小组一户村民家中，村民想喂点奶粉、稀饭，但大熊猫一直把头埋在前肢里，哄也哄不动。村民通知了保护站员工，他们用担架抬着它刚走出家门几步路，这只大熊猫就不幸去世了。

这其实是个特例。一般来说，沿着水源向低海拔行进的患病或体弱大熊猫，往往会和建在西河旁的大古坪村相遇，在保护站和村民照看一段时间后，重归野外，或是送往山下进一步救治，进而圈养。

全球第一只被发现的棕色大熊猫，就是这样进入人类的视野。

1985年3月26日，雍严格和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科研团队正在村口一位村民家休息，村民吕国友跑来报告他们，在放牛时发现一只“红色大熊猫”趴在路边。雍严格一行人觉得很新奇，赶忙前往查看。

雍严格回忆，那只大熊猫“鼻镜发白”，他们在四周找它的粪便，发现上面有黑色血液，说明有消化道出血症状。

大古坪保护站的员工带来奶粉、白糖和开水，用铁勺想给大熊猫喂食，但它一直用前爪拨开。人们用卫生纸沾着糖水抹在它嘴唇上，大熊猫尝到甜味后，终于开始从铁勺中进水进食。在几个小时水分补充后，大熊猫精神稍有好转，被抬到了大古坪保护站。当晚进一步接受省市组织的医疗团队的治疗。

刚刚来到佛坪保护区不久的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潘文石，为这只棕色大熊猫取名“单丹”，寓意首次发现的、独一无二的“红”色。后来因媒体误记，“丹丹”之名反而广为传播。因为这种奇特性，丹丹被留在了西安动物园生活了15年，大约在30岁“高寿”时病逝。

发现并帮助保护站抢救病危大熊猫，是村民们在大熊猫保护上的另一项重要贡献。

养蜜蜂的村民

不受人类滋扰的自然保护区，成为各类自然资源的宝库，尽管村民们不被许可直接取用，却有办法间接利用。

蜜蜂养殖即是一例。2003年，借助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资金支持，佛保局在大古坪村试点养蜂项目。佛保局为示范户提供巢础等实物生产资料，及一定的经济补助，帮助村民发展本地蜂种中华土蜂的养殖。

大古坪保护站中展示的佛保局对大古坪村的帮扶，发放养蜂材料、中药材树苗、耕种地膜等。张一川 摄

临近拥有1271种植物的佛坪保护区，中华土蜂从大古坪村飞出去，在保护区采粉酿制的“百花蜜”，拥有独特的清香和风味。

现在，大古坪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殖中华土蜂，少则十几箱，多则二百七十多箱，全村总计超过3000箱。年景好的时候，每箱蜂每年大约能产糖10-15斤，今年雨水多些，每箱只有5-8斤糖，大概能卖上四五百元。实际上，佛保局对大古坪村的扶助，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自然保护。佛保局高级工程师梁启慧与何少文合著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贫困是产生盗猎最直接的根源之一”。

通过蜜蜂养殖，村民们拥有了经济来源，同时也在经济利益的引导下，潜移默化地习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项目设计之初，佛保局即明确：近5年内有违反保护区管理规定的村民不予资助。而那些有“前科”的村民，看到其他村民逐渐走上致富之路，心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上述论文记录：“由此，大家认识到干非法的事既提心吊胆，被举报以后不但受到处罚，同时也失去许多发展机会，这样太不值得。”

梁启慧和何少文将这种管理思路称为“通过管理社区村民来管理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在这一“社区共管”思路下，佛保局还为村民提供耕地地膜，用以提高高海拔地区玉米的产量，以及山茱萸等中药材株苗。

在村民自发修建通往山外的水泥路时，佛保局同样投入了扶持资金。11.7公里长的公路，被划成一小段一小段，分给每户村民修筑，“一锄锄挖出来的”，村支书王小林说，“老百姓好多都修哭了。”2002年，公路通车，将大古坪村和大山外的世界连接起来，村民们再也不用只依靠这莽莽大山而生存。

2004年，佛坪保护区加入人与生物圈（MAB）网络，按照相关要求，接近保护区核心区的三官庙小组从次年开始向外搬迁。“佛保局给每户补偿2.5万元，要求当地政府配套补偿1万元。”何少文介绍。

而在近年的脱贫攻坚中，由于大古坪村不是佛保局的定点帮扶村庄，佛保局对村里的扶持力度有所下降，“说是钱都花在脱贫攻坚上去了。”王小林说。

村主任宋建军觉得，大古坪村的村民为佛坪保护区做了那么多贡献，也希望最好是由佛保局来帮助他们脱贫攻坚。“我们和保护区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

“秦岭四宝”中羚牛最凶悍

由于对环境要求较高，大熊猫被称为“伞护物种”，意思是说，当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满足了大熊猫的要求，自然能够惠及其它更多对环境要求较低的物种。在佛坪保护区内，除了大熊猫，还有羚牛、金丝猴等珍稀动物栖息，今年3月，大古坪保护站员工甚至第一回在大古坪村拍摄到了朱鹮。

这四种动物又合称“秦岭四宝”。佛保局科研科科长何少文介绍，包括它们在内，佛坪保护区共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消失已久的豹子也露出了踪迹，“但现在还没确定是哪种豹”。

但大自然的“馈赠”，对村民们来说，却并不一定都是好事。王小林和宋建军介绍，近年有多位村民被来到村庄附近的羚牛冲撞伤害，有断了锁骨的，有肠子破损的，有两位甚至是在村中街道上被羚牛所伤。

宋建军展示他被羚牛撞伤病愈后的伤疤。张一川 摄

“羚牛不像大熊猫，你不惹它，它也会攻击你。”宋建军自己就曾被羚牛攻击，在医院住了近两个月，现在腿上还能见到一条长长的狰狞的伤口。由于羚牛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县林业局从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中支付了他的治疗费用，“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补偿了。”

去年冬天和今年夏天，何少文两次在佛坪保护区之外的公路旁拍到了野生大熊猫的身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栖息地又有扩散的趋势。”

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获批，探索将四川、陕西、甘肃三地的大熊猫保护地有机整合划入国家公园，总面积达27134平方公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下，更多的村庄或将与野生大熊猫“比邻而居”，感受“国宝”邻居带来的甜蜜与烦恼。

“虽然国家大的政策把我们框住了，有时感觉制约了发展，”大古坪村村主任宋建军代表村民说，“但我们这有大熊猫、有金丝猴、有羚牛、有林麝，我们心里其实一直是很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