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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需要, 尤其为满足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需要,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与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张荣祖“中国动物地理区划”的基础上, 进行了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调查单元区划。有关成果《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调查单元区划方案》最近在《生物多样性》上发表。

该区划将全国陆地区域划分为5 km × 5 km的网格, 基于1,784种陆栖脊椎动物(262种两栖动物、358种爬行动物、814种鸟类、350种兽类)的分布数据, 对各网格内的动物分布型比例及自然环境因子进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结果, 并结合指示物种的分布情况以及省级行政区划界线, 将全国划分为2界7区19亚区54个动物地理省239个生态地理单元310个调查单元。

与张荣祖“中国动物地理区划”方案相比, 界、区、亚区、动物地理省的数量一致,边界走向基本一致, 但也有一些界线不同。而且增加了“生态地理单元”和“调查单元”2级区划单元。

本区划方案与张荣祖“中国动物地理区划”方案相比，差异较大的界线主要包括:

(1)张荣祖(2011)方案中, 东北区和蒙新区的分界线大致在大兴安岭山脉主脊–白城–通辽–阜新一线; 本方案东北区和蒙新区的分界线则大致沿大兴安岭西部山麓–扎鲁特旗–巴林左旗–林西县一线, 即在阿尔山以南, 将二者的分界线向西移约200 km, 大致移到了森林与草原的分界线, 将大兴安岭南部山前台地、辽河平原和科尔沁沙地划到了东北区。

(2)本区划西南区与华南区在云南的分界线为从高黎贡山南端–无量山南端–哀牢山南端, 至蒙自–丘北–金钟山一线, 比张荣祖(2011)方案界线偏南, 主要是将无量山和哀牢山划到了西南区。

(3)张荣祖(2011)方案中, 蒙新区东部草原亚区和西部荒漠亚区的分界约在二连浩特–银川一线; 而本方案东部草原亚区和西部荒漠亚区的分界约在贺兰山–乌海–狼山一线,比前者平均西移约100 km。

(4)张荣祖(2011)方案中, 羌塘高原亚区与青海藏南亚区的分界约在布尔汗布达山–玛多–玉树–那曲–冈底斯山一线, 而本方案则约在布尔汗布达山–扎陵湖–曲麻莱–巴青–冈底斯山一线。偏移区域主要是通天河河谷地区。

由于动物分布数据的不足以及区划方法的局限性, 采用定量化方法进行动物地理区划依然存在许多问题(He et al, 2017)。第一, 由于缺少调查等原因, 在物种分布数据库中, 部分地区的物种记录仍然偏少, 这可能引起区划过程中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Lennon et al, 2001; Kreft & Jetz,2010)。第二, 随着物种系统发育研究不断深入, 在区划中融入物种系统发育信息成为可能(Holt et al, 2013), 但由于不同类群间物种系统发育信息的精度和分化时间的不足, 本区划尚未将其考虑在内。第三, 仅仅根据物种分布型比例的聚类结果, 没有明显识别出东北区、华北区和蒙新区(除内蒙古高原外), 可能是由于古北型物种在我国北方地区分布广泛, 且数量较多所致。第四,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动物组成差异大, 尤其热带(亚热带)及山地地区的动物组成差异大于温带及平原地区, 在统一系统聚类树里划定若干个群集(生态地理单元)显得尤为困难。因此, 在划分地理省及以下单元时, 本区划采取在各个亚区之下进行聚类的方法划定生态地理单元, 但这可能造成各个亚区的生态地理单元层级差异不一致。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单元区划是野生动物调查监测、保护管理的重要基础，不仅对我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与监测、栖息地评估、生态红线划定、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动物地理区划、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