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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十四世达赖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后，中央果断决定粉碎叛乱，实行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回顾60年来西藏发展进步的光辉历程，我们深切地感到，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是破除西藏发展进步的制度性宗教羁绊的伟大之举。

一、政教合一制度下，藏传佛教成为西藏发展进步的制度性羁绊

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与西藏地方政权合二为一、教权高于政权的政治制度。藏传佛教借助于其制度化的政教权力和资源，严密控制了西藏社会，顽固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度，日益成为西藏发展进步的制度性羁绊。

（一）政教合一制度是维护封建农奴主统治的政治制度

西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后，在吐蕃王朝“祖孙三法王”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的大力支持下，获得很大发展，赤祖德赞甚至规定僧人可以参与吐蕃国政。但赤祖德赞后，西藏发生了“达玛灭佛”事件，佛教一度沉寂百年之久。

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前半期，西藏基本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转变。适应各割据势力巩固发展自身势力的需要，佛教再度兴起。再兴之佛教在进一步本地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主要教派，各教派纷纷寻找政治势力作为靠山（如萨迦派依靠“昆氏家族”，帕竹噶举派依靠“朗氏家族”），寺庙和上层僧侣由此逐渐占有大量土地、牧场、牲畜。这一时期，佛教在西藏完成了三大转变：宗教形态上，完成了自身的适应性转变，本地化为藏传佛教；宗教地位上，最终战胜了苯教，成为西藏的主要宗教；政教关系上，宗教成为封建统治体系的一部分，寺庙和上层僧侣成为封建统治的一部分。

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是在元朝初期。随着生产力和封建经济的发展，西藏产生了实现内部统一的要求和条件，但各教派和世俗势力均无力完成这一历史任务。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赐予国师身份，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政教事务。八思巴既是元朝中央政府高官，又集西藏地方政教两权于一身，这实际上标志着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采取了政教合一制度的管理方式。

公元1354年萨迦政权被帕竹政权（1354-1618）取代后，元、明中央政府对西藏延续了政教合一制度的管理方式。明朝时，对西藏各教派“多封众建”，封赐了不少法王、王、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等称号，政教合一制度得以加强，但此时，稳固的一派独大格局还未形成。

清朝初年，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加扶植，通过册封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在政教合一体系中取得了稳固的统治地位。至此，政教合一一派独大的格局正式形成，成为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稳定模式，达赖世系实际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

清朝初年定型并延续至民主改革前的政教合一制度，本质上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政教两权相互融合、相互强化，世俗政权获得藏传佛教的支持，藏传佛教获得政教权力的保障，二者共同维护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制度。

（二）旧西藏藏传佛教成为西藏发展进步的制度性羁绊

在政教合一制度下，藏传佛教的地位和政教权力获得了制度性保障。早在佛教传入之初，当时吐蕃奴隶制政权就大力推行佛教，特别是从赤松德赞到赤热巴金的近百年间，历代吐蕃赞普采取签订“兴佛证盟”誓约，制定“七户养僧”制度，颁布优礼僧人法规，为僧人设置“钵阐布”职位，立石碑宣誓信仰佛教，流放甚至活埋崇苯大臣等一系列立法、行政手段，强行推广佛教。元朝统一西藏和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后，历经元、明两朝，藏传佛教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和权力的制度性保障不断加强，并在清朝初年基本定型。乾隆时期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明确，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西藏僧俗官员、藏军军官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协商提名或选任。这就以具体制度的形式，明确宗教上层的政治地位。在西藏内部的权力运行体制上，设立噶厦管理政务，直接由驻藏大臣和达赖领导。噶厦政府设噶伦四人，定制三俗一僧，地位平等，但一切政务公文非经由达赖直接控制的译仓审核不得上行下达。噶厦政府又在布达拉宫设立僧官学校、训练各寺僧人，作为派到各宗溪担任宗本、溪本及在噶厦的各机构中任职的人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抬高僧权，削弱降低贵族权势。

客观地看，在政教合一制度下，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央王朝有效管辖和治理西藏地方等曾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随着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日益走向没落和反动，至民主改革前已极端腐朽，走到历史的尽头。然而，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却以政教合一制度赋予其的政教权力和政教资源，顽固维护这一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社会制度。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8年里，西藏社会制度迟迟得不到变革，人民政权迟迟不能建立和发挥作用，正是由于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上层反动势力的阻扰、干扰和破坏。

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反动势力之所以顽固地维护政教合一制度，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实际上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集团。至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00多座、僧众11万余人，僧众占当时人口的约十分之一，这些人不从事生产劳动，却占有和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当时他们占有西藏约330万克（1克面积约合1市亩）土地中的121万多克，同时还占有大量黄金、珠宝等，大量发放高利贷，信教群众还要为他们提供大量差役。

民主改革前西藏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政治黑暗、社会封闭、科技衰微、思想禁锢、文化专制，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为空白，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政教合一制度到了必须被废除的时候了。

二、废除政教合一制度破除了藏传佛教对西藏发展进步的制度性羁绊

藏传佛教的政教地位和权力来自于政教合一制度，它对西藏发展进步的阻碍也就表现为制度性羁绊。我们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在民主改革中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这就彻底破除了藏传佛教的这种制度性羁绊，从而打开了西藏发展进步之门。

（一）破除了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制度性宗教羁绊

政教合一制度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政治形式。民主改革前，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反动上层以这一制度赋予他们的政教地位和权力，想方设法地迟滞、抵制迟早要来的民主改革，为此不惜与中央政府和人民决裂，发动武装叛乱。而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坚决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这就破除了封建农奴制的制度性宗教羁绊，从而使民主改革得以顺利地进行。1960年2月底，全区已有63个县、约89万人口的地区，全面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1961年4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全区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完成了民主改革。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初步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

（二）破除了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制度性宗教羁绊

人民政权是人民事业的根本保证。和平解放后，在政教合一制度的统治下，人民政权建设很难在西藏开展起来。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但却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武装叛乱的发生，加速了民主改革和政权建设的步伐。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在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时，就宣布从那一天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后，西藏的建党建政等政权建设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959年10月，西藏工委发出在民主改革中建立各级政权组织的指示；11月，工委又指示在农村中进行建党工作。仅仅一年多后的1961年1月，全区已建立基层区级政权283个，乡级政权1009个，建立党支部123个、团支部252个。到1965年8月自治区成立前夕，新生的人民政权组织体系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这是西藏迈出的历史性步伐。

（三）破除了培养社会先进分子、建立党在西藏的执政骨干队伍的制度性宗教羁绊

社会进步离不开先进分子引领，党的执政离不开骨干队伍。政教合一制度下，藏传佛教形成了严密的思想禁锢体系，人们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社会很难产生引领变革的先进分子。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后，排除了宗教干扰，党得以更加顺利地在西藏培养社会先进分子、发展党员，并从中建立起执政的骨干队伍、干部基础。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前夕，西藏民族干部已达16000余名，2万多名工人成长起来，还有约1400名上层爱国人士与我们党长期合作、患难与共。

（四）破除了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制度性宗教羁绊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藏传佛教是以宗教神学为核心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方枘圆凿”。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后，我们党得以对广大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五观”“两论”教育，特别是扫除了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思想障碍。

（五）破除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性宗教羁绊

社会主义制度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证。1955年9月中央就指出，西藏民族同国内其他民族一样，是一定要走上而且能够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1959年5月，当平叛还在进行中时，周恩来总理就强调，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新社会主义要代替停滞不前的、落后的旧社会。此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而西藏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后，在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组织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获得快速发展，并开展了社会主义前途教育，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社会主义新西藏从此诞生。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西藏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六）破除了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制度性宗教羁绊

政教合一制度下，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广大农奴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人身依附于三大领主，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更毫无人的全面发展可言。而政教合一制度顽固维护封建农奴制的反动统治，以宗教麻醉和愚弄人民，磨灭人民的历史创造精神，使人民沉迷于宗教关于前世今生的因果报应说辞中而不能自拔，完全丧失了改造自然、社会和追求今生幸福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废除政教合一制度，使宗教失去了控制人民精神生活的政教权力，为人民理性对待宗教、接受现代文明、享有民主自由、追求人的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特别是，废除这一制度，不仅解除了百万农奴的精神枷锁，而且也解除了统治阶级中不少人的精神枷锁，原来统治阶级中的不少人在共产党、解放军和人民政权的感召下走上文明、进步的道路。同时，废除这一制度后，党和政府得以大力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发展民主政治，西藏人民的各项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人的发展程度和民族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七）破除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制度性宗教羁绊

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后，人民当家作主，藏传佛教不再具有政治权力、政治功能，而还原了其作为信仰的本质。60年来，西藏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有效保障，有了信不信教的自由，信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自由，信这种教派或那种教派的自由。

60年来，从民主改革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十四世达赖集团虽然还能利用宗教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破坏性影响，宗教虽然还存在不少消极影响，但由于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藏传佛教在西藏作为一种制度性、体系性的对抗人民政权的力量已不复存在，其对西藏发展进步的阻碍已不再表现为制度性的羁绊。

三、十四世达赖集团倒行逆施，必然会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

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发展进步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有力地证明了，废除政教合一制度是破除西藏发展进步制度性宗教羁绊的伟大之举。但是，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反动集团违逆历史发展潮流，企图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制度和昔日的“天堂”，必然会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

十四世达赖集团顽固地以宗教愚弄和麻醉西藏信教群众。在旧西藏，藏传佛教直接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在今天，藏传佛教虽然还原了其信仰的本质，但人民幸福也决不能寄托在藏传佛教上。十四世达赖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应该有所认识。他应该能够看到，在西方社会，宗教已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应该能够认识到，其曾长期生活于其中的、以宗教为最高权威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即使和日渐没落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也是极端落后、反动的，更不要说和社会主义社会相比了。任何有远见卓识、任何对西藏和西藏民族有点责任感的人，都应该能够看到，如果宗教氛围浓厚和宗教消极影响长期存在，势必使人的素质越来越落伍于时代，势必使民族整体素质越来越落伍于时代，最终使西藏脱离现代文明发展潮流。然而，十四世达赖打着“宗教领袖”的旗号利用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长期顽固地以宗教愚弄信教群众，企图煽动信教群众达到其分裂祖国的罪恶政治目的，其反人民性昭然若揭。

十四世达赖集团顽固地意欲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制度，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从世界历史大势看，政教合一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早已是社会潮流。基督教神权曾绝对统治欧洲一千多年，但以文艺复兴运动为肇始，欧洲各民族逐渐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了民主与科学这两大新的文化传统，欧洲引领近、现代文明发展几百年。放眼世界，当今严重动荡的国家和地区都深受宗教纷争、战争的危害，宗教消极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十四世达赖集团鸵鸟般地把眼睛埋在沙堆里，对历史发展大势视而不见。他叛逃以前，顽固地维护旧的反动制度；他的叛逃，根本原因是恐惧于民众的日渐觉醒和迟早要来的民主改革；他叛逃以来，对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依然行使着最高权威，保持着政教合一制度；他在国外的一切反动活动，都是为了图谋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反动统治。因此，对西藏人民来讲，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而对十四世达赖来讲，宗教只不过是其图谋再度奴役西藏人民的工具。在宗教问题上，西藏人民与十四世达赖集团立场根本不同、利益根本不同。十四世达赖妄图恢复政教合一制度的反动法音，早已成为寒蝉悲唱！

今天，打赢脱贫攻坚战胜利在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蒸蒸日上。但是，西藏越进步、人民越幸福，十四世达赖集团就越焦虑、越失落。于是，他们视西藏的发展进步而不见，大肆污蔑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并以宗教为抓手屡屡制造事端，严重危害西藏社会稳定，妄图毁掉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干扰国家和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可谓罪恶累累。

不同于十四世达赖集团的自私自利，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政党。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废除政教合一制度，使西藏彻底摆脱制度性宗教羁绊，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推动西藏发展进步的伟大之举。今后，十四世达赖集团还会不断地打着宗教的幌子图谋召回旧制度的亡灵。但是，广大人民已认清其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其罪恶图谋注定是要失败的。

（作者单位：自治区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