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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发展和生态资源保护总是被人们放置在矛盾的两个极端，认为这一矛盾是完全对立而无法统一的。事实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互助并行，也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实践。人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的发展也关系到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它元素一样，不能顾此失彼。贵州作为脆弱生态系统的典型，今天能有保存相对较好的生态系统，得益于长期以来坚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平原过渡的斜坡地带，西部高耸，向东、南、北三面倾斜，形成大斜坡上的生态格局。92.5%的国土面积属于山地和丘陵，武陵山脉、大娄山脉、乌蒙山脉、苗岭山脉控制了贵州绝大部分地区。小生境和小气候非常复杂，常常出现“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现象。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贵州野生动植物种类特别丰富。据统计，全省有脊椎动物1053多种，其中有黔金丝猴、黑叶猴、林麝、黑颈鹤、白颈长尾雉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7种，黑熊、猕猴、苏门羚、红腹锦鸡、白冠长尾雉、鸳鸯、细痣疣螈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3种。有野生维管束植物8641多种，其中有掌叶木、单性木兰、红豆杉、梵净山冷杉、珙桐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6种，楠木、杜仲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56种。

为保护这些珍贵野生动植物资源，自1978年贵州省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始，经过40年的努力，贵州建立了10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处，它们是茂兰、雷公山、梵净山、麻阳河、宽阔水、习水、草海、赤水桫椤、佛顶山、大沙河，以及与云南、贵州、重庆、四川共同拥有的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级自然保护区有思南四野屯、百里杜鹃、百面水、纳雍珙桐、印江洋溪、独山都柳江源保护区等7处，其余为市、县级保护区。初步形成保护网络体系，野生动植物保护取得明显成效。多年的经验证明，真正要实现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有效管理，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与人生物圈的理念，正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键。

中国早在1973年就已经加入了世界“人与生物圈”网络，正式成为人与生物圈成员国。1986年，贵州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成为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1996年茂兰保护区也成为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梵净山、茂兰这两个保护区是最具代表性的保护区，也属于贵州的老牌保护区，在贵州的保护区建设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后，总是在不遗余力地进行人与生物圈理念的传播和实践，使贵州的大沙河、麻阳河、习水、赤水、草海、雷公山、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相继加入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多年来，正是这些生物圈保护区在传播和实践人与生物圈理念中的努力，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贵州得到更好地实践。

为了积极推动人与生物圈的发展，贵州除了积极参与人与生物圈的活动，参加会议与培训外，还积极地组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使人与生物圈的理念得到更好地传播和实践。

1.通过会议、培训等形式，提高思想认识，让当地政府接受人与生物圈的理念。在梵净山、茂兰都召开过全国生物圈保护区年会。在梵净山保护区建立了人与生物圈的培训基地。

人与生物圈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保护的同时，考虑当地人的权利，将当地社区群众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2007年11月，为期5天的东南亚地区暨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国际会议在茂兰生物圈保护区召开，与会的120多名国内外专家及自然保护区的代表最终达成《荔波共识》：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及参与自然生态保护与建设，让人类与地球和谐相处。2011年5月，在茂兰保护区召开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就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问题提出了《荔波宣言》，宣言指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消费经济的增长，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世界范围的生态与环境出现空前危机。自然和生态资源的脆弱及不可再生性与人类的活动，对环境和生态资源巨大耗损的矛盾日益突出。主张生态旅游应遵循环境和生态保护优先；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实施生态教育；鼓励社区参与，保护地方民众利益的原则。生态旅游的主旨应该是，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物及文化的多样性，维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促进保护区自身与社区共同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局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2. 重视社区间的传播，通过制作《人与生物圈》专辑，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听到社区的声音。茂兰、梵净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都出版了相应的专辑，许多问题也是在专辑出版后得到更强的反思和解决。长白山保护区的专辑还有效地说服了针对茂兰保护区等的一些不利的想法和行动，使茂兰保护区得到更好地发展。任何保护区的管理都离不开与政府的合作、与当地社区的合作，贵州的所有保护区几乎都做到了这一点，在坚持保护的同时，去争取当地政府与社区的理解和谅解。在开展各种的保护技术培训的同时，开展了生态公民培育，让当地社区真正了解所在地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和意义，增加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2015年，贵州启动了《物种100 贵州智慧》项目，即从贵州的生物种中挑出最具娃跟他给的100个物种，用最能让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这些物种的科学故事，讲它们的生存智慧，让读者发自内心地感悟大自然的神奇，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特别是中、小学生，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人与自然平等的种子。物种只不过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要想讲清楚生态系统的内核，还得从生态单元说起。2017年，又启动了《水墨黔乡 66个贵州生态地标》项目，在贵州众多的生态地理单元中，挑出66个地方，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生态特质和生命关系。

跨界科考是贵州近几年宣传保护区的又一创举。尝试性地用新途径新方法开展自然保护区的宣传，同时将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发展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解决保护区与当地政府各行其事、两张皮的问题。一改以往的科考只有专家参与的形式，跨界科考的人员组成首先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专家学者，让他们来深入解译当地的生态、物种、风物、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存在价值。同时有各种社会名流和达人，让他们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再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引导社会去保护自然。也有当地社区代表，包括政府行政人员、保护区管理人员、民众等，让他们在活动中充分认识到本土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可贵，增强对家乡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还有各种媒体人，包括作家、报影师、记者等，用他们的手法去展现、去剖析当地的美与珍贵，通过他们将保护的信息向外传递。关键还有企业家团体，企业家是投资者，是开发商，在中国他们是强势群体。如果他们的心中没有生态概念，可能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威胁，如果他们理解和支持，他们也可以成为自然保护的中坚力量。通过科学家们与企业家们的深度交流，认识到保护区的价值，让企业家在科考地找到更多的生态产业发展的灵感，在他们的心目中植入生态理念，在企业发展中体现更多的生态建设内容。从2015年第一界在佛顶山保护区开始，2016年在习水保护区，2017年在梵净山保护区，2018年在麻阳河保护区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 除了宣传，还开展了诸多的项目实践，如在茂兰保护区开展的IUCN湿地项目，就是通过社区参与的形式，保护弥足珍贵的喀斯特森林湿地，为社区发展解决了传统生产中许多实际问题，引导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茂兰保护区内的群众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IUCN物种委员会项目、梵净山保护区的大鲵保护项目、草海保护区的黑颈鹤保护项目、雷公山保护区的“议榔”文化运用到保护区管理项目等，都无不强调当地社区的参与，推动社区经济发展，引导群众与自然保护区共同前进。

事实证明，以上的这些活动都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得到了当地社区、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茂兰保护区和梵净山保护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时，这些成果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有些地方过多地看到了世界遗产的存在价值，用大量的精力追求品牌效应，用大量的金钱去争取金色名片，却忽略了人与生物圈这一理念的价值，忽略人与生物圈理念的实践。把目光盯在片面而不是全盘和长远，将使一些生态脆弱、经济落后的地方陷入发展怪圈。如何把握好眼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把握好生态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是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面临的问题。

如今，中国的深化改革已经将各种保护地归口到林业草原部门管理，制定了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方案，提出要以“最严格的保护”来建设生态文明，这给人与生物圈的推广和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后人与生物圈的理念推广不仅是在自然保护区，还会扩展到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种保护地，这就需要探索更加科学的途径去实践。

建设生态文明，贵州有资本，也有信心去实践，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