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森林网

◆胡志红

我从事生态学术理论研究20多年，也在2021年出版教材《生态文学讲读》，收录了28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著名生态作家的作品。目前，正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美生态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撰写工作，因此，对生态文学有许多体会、感想和困惑。结合当下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从跨文化的视角对生态文学有几点思考。

第一，让自然复魅，让自然活起来。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因而，要根除危机就要从文化入手。生态文学在此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国生态文学兴起的时间尽管不长，但成绩不容小觑。生态作家们通过创造鲜活的、有体有魂的自然“偶像”，像狼、鲸、狮、熊、蛇等，让自然表演，让自然讲话，让自然思考，进而达到与人沟通交流之目的，从而构建一个天、地、神、人、兽、草共栖的神秘有机整体世界。比如，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三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的《熊》和印第安女作家琳达·霍根的《力量》等，都是此类作品中的名篇。有鉴于此，生态作家们若能凭借慧眼发现本民族中最具典型性和富含生态价值的动植物，并加以艺术再现，甚至将它们提升到“文化偶像”的高度，想必会产生更大的生态文化效应。

第二，生态作家要重视生物学知识的学习。一提到生态文学，不少生态文学爱好者自然就会想到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作品成了世界不同文化的读者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生物学知识的帮助。利奥波德和卡逊都是专业生物学家，威廉斯在读大学时曾辅修生物学，因此，他们在描写自然时能做到细致入微，提供的信息专业可靠，生态分析令人信服。因而，《寂静的春天》一问世便引发空前的轰动，并推动社会体制的生态变革，利奥波德建构了影响深远、富有哲学意义的“土地伦理”。由此可见，生物学对于生态文学具有重要的支撑性、甚至基础性作用。

第三，要提防生态文学排斥人的倾向。西方生态文艺思潮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文明危机，似乎人人都有“生态原罪”。因而，力荐用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取而代之，甚至还试图建构一种“文学生态中心主义文艺理论”指导生态文学创作，以期推动生态中心主义型人类文明的建设，这样就可罢黜人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为此，他们常常推崇那些矮化人、甚至否定人之作用的生态文学作品。这是一种过于天真浪漫的想法，所以中国生态作家对此应保持警惕。在我看来，生态危机始于人，也要靠人去解决，这应是我们建构生态文明的基本共识。

第四，大力推动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学术界和生态文学界还流行这样的说法，生态危机所反映的是主流传统文化“主宰地位的危机”。因而，他们时常推崇那些曾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甚至赋予它们在生态上的优越性。许多少数民族生态作家也擅长从自己传统中发掘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智慧，也创作了许多很有影响的生态佳作。如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彝族作家吉狄马加、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等。当然，少数民族作家在彰显本民族环境经验和生态智慧的独特性时，还应重视探寻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多民族进行深度生态文化合作、互鉴、甚至融通的可能路径。

总的来看，在当今的世界生态文学百花园中，新兴的中国生态文学尽管似一棵小树，但它既能从蕴藏丰富生态文化资源的传统中吸取养料，又能得到国家体制层面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坚信，它不仅能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定能成为世界生态文学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23-06/14/content_873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