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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岁的胡光煌是武夷山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的队长，却也是全队第二年轻的成员。

这个不满30人的团队，平均年龄达55岁，有的是原先伐木厂的下岗员工，有的是前护林员……

他们承担着林业系统中最艰苦的野外调研工作，数年如一日地深入森林，与地图、测距仪、表格为伴，记录下有关武夷山森林资源的详实数据。

有趣的是，他们经历过伐木厂最鼎盛期的辉煌和衰退，也见证过林改试点工作的紧张和忙碌，如今他们又承担起林改后续深化改革——商品林赎买的评估工作。

在第一次进行收储测量任务时，这些队员们早晨6点多就出发，午饭就呆在在山林里吃点干粮，天色暗了才能出山，计步器上3万步几乎成了标准。

可以说，从毛头小子到知天命，这支“老龄化”的团队是林改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严冬清晨，规划队员在上山的路上。澎湃新闻记者 刘楚 图

伐木厂的鼎盛和衰落

上世纪70、80年代，正在急切寻求经济效益的新时期，武夷山的森林木材资源无疑成了首当其冲的“香饽饽”。

当时，国有伐木厂是当地最大、最赚钱的企业之一，数万员工毫不怀疑，这是自已要捧一辈子的铁饭碗。

胡光煌回忆称，1984年自己刚参加工作的前几年，林业收入占到全市总收入的50%以上，“现在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忙碌的伐木生产作业中，彼时的林业局调查规划队作为技术团队，承担着繁重而艰苦的调研工作。

以前没有测距仪，为了测量树高，需要从树根处拉一段皮尺，再测出斜角的角度，然后通过勾股定理计算出树高。

“有的树很高，为了测的数据更精确，斜角的角度不能太小，就需要跑很远。”胡光煌回忆。

不过也有“讨巧”的地方，对于树木直径的测量，经验丰富的队员们几乎可以仅靠目测，“低于6公分的忽略不计，2公分是一个最小单位，基本上有经验的队员都能目测出来。”胡光煌解释。

野外作业，需要深入山林，加上交通不便，测量队的队员常常一下乡便要待上半个月，“记得那时候村庄民风淳朴，去了便住在村里家里，测完一片林子再回家。”

电锯在山场上“恣意”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时间就来到了1998年，一场特大洪水让原先“兴盛”的伐木业戛然而止。

紧接着，长江、黄河流域、东北等地便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天保工程”，而南方的武夷山伐木厂同样面临着职工改制，伐木厂逐渐转型为采玉厂，最后又成为国有林场。

“先是第一批员工下岗，紧接着第二批，到第三批就是全部下岗。”胡光煌说。

从森工企业向造林管护的转型，让如今规划测量队里的大部分队员，在当时的下岗浪潮中，从国企员工一下子成为失业人员。

“下岗时年纪都不大，再就业时一部分业务骨干被返聘进了规划队，扩大了团队。”

胡光煌说，原先规划队主要承担的业务来自于国有林场和村集体，“随着林场的规模越来越小，我们主要去给村集体的丰产竹林、防火林带建设等做技术服务。”

“林改那几年是最辛苦的”

资料显示，1998年起武夷山市便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而2003年福建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文件，让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成为胡光煌等林业局工作心目中“最辛苦的那几年”。

“因为是试点城市，虽然有文件，但是具体怎么做全都要靠摸索，谁也不懂。”当时被调任林改办工作的胡光煌记得，每天都要带三块电板，还经常因为各种咨询手机被打没电了。

甚至，由于早出晚归，胡光煌跟女儿很少能见到，“有一次女儿被送到外婆一个星期了我都没发现，等我想起来问我老婆才知道。”

彼时的规划队同样忙得焦头烂额，林改的重点是要将原本的集体山林分到每家每户，根据村民集体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具体山林进行划分、测量，实地考察后在地图上标注，以便后期收集资料并发放林权证。

在山里走的多了，规划队的队员们都成了“活地图”，即使到了现在，规划队的老同志们也不习惯带GPS设备，“那个太大了，还是习惯拿着地图，也不可能迷路的。”

不过，在林改的那三年多时间里，工作的压力也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还需要不断跟村民进行沟通。

“想要村民的意见统一太难了，可能今天刚开会决定要这么分，结果第二天规划队去了，村民又改变主意了。”时任武夷山市林改工作办公室科员的康丽华告诉澎湃新闻，“林改太难了”。

虽然难，但胡光煌和康丽华都认为，林改不仅给村民带去了自主权、积极性，同时对村民也是一次民主法治的教育。

“从那以后，村民们知道不再是村干部那一小撮人的意见主导，而是要通过大会投票表决，当时涉及到的几部法律，包括《合同法》在内，很多村民都非常熟悉。”康丽华说。

林改的成功，让许多老百姓拿到了林权证，许多人开始在自己的林地上“挥汗如雨”，创造利润。

作业空隙，队员们席地而坐吃着盒饭。澎湃新闻记者 刘楚 图

“全林分每木检尺”

2015年，为破解部分商品林采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矛盾难题，武夷山又开始试点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收储的工作。

胡光煌又带领着他的团队，承担起了收储工作中对申报的商品林调查评估的工作。

对于所有参与申报的商品林来说，在经过初审后，均由规划队调查评估并出具评估书或调查设计成果，而测量出的林子出材量和面积，也决定着老百姓的收入。

2015年10月，作为试点城市的武夷山开始第一批收储工作，动员并召集了一部分符合要求的林农进行申报，随后便由规划队对申报的林地进行调查测量。

“跟林改一样，武夷山又是第一次试点做商品林收储，仍然是摸索进步，当时定的目标是在农历春节（2月）完成全部工作，时间非常紧。”

这一次，为了准确地测量出收储林木的出材量，规划队采取“全林分每木检尺”的森林蓄积量测量方法，对每一棵树木的直径、树高进行测量。

通常，野外作业的当天，22名队员需要早晨6点多从市区出发，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到达山林开始测量，午饭只能吃干粮，累了便席地而卧，天色暗了才能出山，计步器上3万步几乎成了标准。

最终，历时55天，规划队员完成了第一批次收储的全部任务。

数据记载，22名队员的规划队总共对符合收储条件的19份林权证、涉及20位农户的林地，完成调查面积3310亩，蓄积量21041.3立方米，出材量16803.7立方米，其中杉木出材14615.4立方米、马尾松出材2142.2立方米、阔叶树46.1立方米。

2017年6月15日，胡光煌向澎湃新闻屡次表达对这帮老同事的敬佩，“他们真的非常能吃苦，而且从不抱怨，对交代的工作有责任心。”

爱好写作的胡光煌还说，他很想写一写这个团队，为以后留下点什么，“去年刚退（休）了两个，今天还有一个马上要退了，我也就还有5年再干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