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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随着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继往开来，瞄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厚积绿色家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如何认识和理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相关部署的要义？如何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落实生态文明领域各项改革任务？半月谈记者采访了多个省份十位生态文明领域厅局长。

迫切需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决定》明确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

受访同志普遍认为，《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磊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大。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关键举措，能够有效防止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要建立健全更加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能够吸引投资、促进旅游业等服务业发展，为地方经济带来新机遇。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毛东利介绍，近年来，海南根据资源禀赋和优势，大力发展以绿色低碳为鲜明特征的新质生产力，谋划实施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清洁能源岛和新能源汽车、装配式建筑、“六水共治”等标志性工程。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福祉的重要保障。福建省龙岩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达兴说，龙岩武平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效破解了林业发展深层次矛盾，把荒山育成“绿山”，先后获得中国天然氧吧、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一大批国字号荣誉称号，农民因此有了发展“靠山”，2022年当地五大地标性特色农产品实现产值19亿元。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也是参与引领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迫切需要。海南省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薄毅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作出各自的贡献。海口市打造江东新区零碳示范性工程，深化高新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建设“无废城市”，深入推进源头减量分类，持续培育各行各业“无废细胞”，探索构建“零废弃”海岛模式。

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

《决定》首次提出“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命题。受访同志认为，这首先需要加强规划引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面对一些地方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空间矛盾仍未完全解决的情况，必须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决定》提出，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多位受访干部表示，必须充分发挥已经划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空间管控作用，从严管控准入情形，使其真正成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需要二者在生态环境基础底图方面保持一致。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永共介绍，福建省正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不断健全形成“多规合一”的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合现有各类空间规划和管制要素，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平台的作用，提升智慧管理水平。

《决定》提出，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环境禀赋差异巨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实现生态环境精准管控的前提。“云南九大高原湖泊生态环境特殊，治理压力较大，完善空间管控制度十分重要。”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胡江辉说。目前，云南已划定湖滨生态红线、湖泊生态黄线，湖泊由内到外依次划分为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保护缓冲区、绿色发展区，分区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也是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涉及关于自然资源资产归谁所有、归谁使用、由谁获益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由谁承担等一系列规定，是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决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

陈永共表示，福建省未来将继续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围绕“查清量、确好权、算好价、厘清责”，扎实开展森林、草原、湿地、水资源等统一调查，有序推进闽江口湿地公园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试点，全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查清各类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和边界，夯实自然资源管理基础。

据了解，自然资源部门正在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机制，开展试点工作，厘清所有者、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破解长期困扰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有效行使的制度困境。

系统治理与精细化治理

在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的同时，具体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也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必须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决定》提出，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

“‘就山治山、就水治水’的传统做法已经无法适应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的需求，要由单纯的‘治湖泊’转向系统的‘治流域’，由‘单要素’生态修复转向‘多要素’生态修复。”张磊说，以完成整体验收的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35个项目为例，项目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全要素、全地域治理，通过分区精准施策，兼顾流域内粮食生产、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等生产、生活和生态多重目标，是系统治理的一次成功实践。

云南高原湖泊治理采用“退、减、调、治、管”五字方针，也是“湖泊革命”系统治理的生动写照。胡江辉表示，云南高原湖泊治理攻坚正向纵深推进，湖泊生态带内房屋、设施退出；湖泊保护缓冲带内减少污染排放，人口只出不进、村庄只减不增；调整农业发展方式，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同时开展环湖截污、城乡污染治理，不让污水流入湖泊；协调上下游、地上地下和城市乡村，实现兼顾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全方位监管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

“治理思路必须改变，推动生态环境由‘末端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经之路。”毛东利说，海南率先开展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核发全国首张排污许可证，开启固定污染源全生命周期监管模式，从源头上控制入河污染物，并不断夯实精准治污监测保障能力，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实现了要素全覆盖、市县全覆盖。

《决定》提出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是推动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从粗放型治理转向精细化治理的必然要求。”陕西省铜川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战杰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细化任务，抓住关键问题逐个击破。

铜川受产业与能源结构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是污染防治的重头戏。刘战杰说，当地正在实施大气污染治理五年专项行动，细化政策、细化责任，全面落实控车、减煤、禁燃、治源、抑尘、增绿措施，突出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夏季臭氧污染防治等攻坚，扎实开展散煤治理、清洁取暖提升等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生态环境局长安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宏启介绍，长安区建立污染源清单，绘制污染源分布图，及时对症施治，确保管控成效。目前，已实现全区在建工地扬尘在线监测联网率100%，针对当地涉气维修企业基数大、分布范围广的情况，率先建成“涉气维修企业智能化监管平台”，做到“远程监控”与“现场检查”有效结合。

《决定》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多位地方同志认为这项工作十分必要。他们建议及时对已出台制度进行“废改立释”，整合现有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形成一个更加协调、统一的管理体系，避免政策间的冲突和重复，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执行效率。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世徳说，只有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内蒙古自治区已颁布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涉及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条例，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乌海市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全面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发展机制顶层设计，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推进减污减碳协同增效、碳足迹管理等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与实施，为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决定》继续就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如“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 “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等。受访同志认为，《决定》中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落实落地后，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将迈上新台阶。

毛东利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越畅通，地方绿色低碳发展的动力就越足。海南率先完成国家公园确权登记，发布了体现热带海岛生态系统特征的GEP（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省级地方标准，落地“GEP贷”等绿色金融产品，完成多单碳汇生态产品交易；探索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开展各类碳金融服务，2023年累计发放“碳中和贷”等绿色信贷创新产品超12亿元。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奎建议，进一步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陈奎举例说，当前森林碳汇转化核算只计算“增量”，但是神农架林区森林覆盖率达到91%以上，保护区内森林覆盖率达到96%以上，人造林空间十分有限，导致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珍稀物种、保障“一库清水北送”等方面发挥的巨大生态服务价值没有得到体现。他建议进一步拓展天然林碳汇转化渠道，开展“碳汇 ”交易，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更好给予生态保护者合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