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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天谐：我国开启国家公园时代

导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时宣布：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表示，生物多样性包含三个层面——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国家公园是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不是对单一物种的保护；但生态系统保护好了，野生珍稀濒危物种也会得到保护。“国家公园”提出的背后，是濒危物种保护理念的新拓展。在专家看来，第一批国家公园的发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并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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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五大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2021年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名单公布，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第一批国家公园涉及青海、西藏、四川、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海南、福建、江西等10个省区，均处于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关键区域，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与一般意义上单纯供游览休闲的公园不同，国家公园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实现对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

国家公园所在地的居民，也可以从国家公园的生态效益中获益，逐步走出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放区域，国家公园并不是单一的公园主体，每一个公园都包括了众多子风景区或自然保护区域。例如，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福建省北部，规划总面积1001.41平方公里，整合了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九曲溪上游保护地带。

三江源国家公园覆盖范围包括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等地，园区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横跨黑吉两省，规划面积1406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97.7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则涵盖并连通了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山、鹦哥岭、五指山、毛瑞等森林公园及国有林场。

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保护面积2.2万平方公里，是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衍栖息地，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陕西负责的秦岭片区建设面积4386平方公里，涉及西安、宝鸡、汉中、安康4市8县的19个乡镇以及皇冠山、佛坪、长青等12个自然保护区，分布有大熊猫298只，囊括了全省8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和70%以上的大熊猫栖息地。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陕西野外大熊猫种群数量增幅26.4%，为全国最高，种群密度也位居全国之首。

五个首批国家公园中，不乏运营多年、发展相对成熟的旅游胜地。以武夷山为例，武夷山市文体旅游局数据显示，疫情前即2019年，武夷山市旅游总收入354.66亿元，同比增长15.08%，旅游接待总人数1669.94万人次，同比增长10.2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显示，自2015年12月批准同意三江源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全国共有10处国家公园进行体制试点。这次设立的五家国家公园均经过长期试点、评估，确定符合国家公园设立标准的区域后，再正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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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濒危物种：国家公园成为新的开始

与一般意义上单纯供游览休闲的公园不同，国家公园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而第一批国家公园，一个共同点是都具有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其间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生活着大约8000多种的动植物，是世界上著名的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其中也包括1600多种珍稀动物，建设国家公园，除了守护着我们的一级国宝“圆滚滚”们，也是以大熊猫这样的旗舰物种为“伞护种”，守护其所在片区的整个生态系统。

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历程，可追溯至40年前。

1973年3月3日，8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次会议上，商定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文本，旨在通过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及其制品的国际贸易实施控制和管理，促进各国保护和合理利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中国于1981年1月加入《公约》，同年4月8日，《公约》对中国生效。次年，相关条款写入了《宪法》中。

回顾我国的濒危物种保护工作，通过开展濒危物种保护进行绿色扶贫的质兰基金会秘书长张颖溢认为，它与我国1970至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与发展基本同步。

1984年前后，已经在我国野外灭绝的麋鹿从英国重回故土。对外赠送或租借大熊猫、朱鹮、金丝猴，将国外圈养的麋鹿和野马引回国内等措施，直接推动了我国与发达国家野外调查、栖息地保护、繁育拯救等方面的合作。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建立起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并在全国设置14个野生动物救助繁育中心和400多处珍稀植物种质种源基地。

栖息于青海湖周边地区的中华对角羚也面临困境。上世纪初，中华对角羚曾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区。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为因素，这一珍稀物种一度仅存200余只。今年4月，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管理局公布了2021年度的监测结果，共监测到中华对角羚2560余只，种群数量14年间增长约9倍。

青海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葛玉修说，长期以来，牧民家养的羊与对角羚争夺草场和水源，密布草原的网围栏等设施也破坏着对角羚的生存空间。如今，网围栏由过去的1.5米降至1.2米左右，这让中华对角羚基本适应。此外，青海已建立2个中华对角羚特护区、7个中华对角羚饮水池，解决对角羚冬季饮水问题。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雷光春表示，国家公园的建设考虑了动物对生态系统的需求，包括动物在不同阶段对栖息地和迁徙通道的需求。

目前，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栖息地片段化，国家公园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保护，使栖息地片段化的问题得到有效破解。比如，大熊猫国家公园把很多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整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熊猫种群交流限制的问题。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表示，生物多样性包含三个层面——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就国家公园本身来讲，它实际上是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保护，而不是对单一物种的保护，不过生态系统保护好了，野生珍稀濒危物种也会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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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探索

其实，早在6年前，我们就已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且在2019年建成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湖北神农架、钱江源、南山、武夷山、长城、普达措和祁连山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除了过度放牧之外，当时一些破坏森林资源、猎杀野生动物等情况也时有发生，让宝贵的三江源伤痕累累。为了修复生态，各相关部门加大了打击和管理力度，取得了一些效果。然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在三江源地区，有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分别由原林业、农业、水利、国土等多个部门管理，被称为“九龙治水”，这使得执法监管碎片化、管理效率低下。

而三江源地区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孤立的，机构重叠设置、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曾经不同程度地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党中央以长远发展的眼光，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推进生态保护制度全面改革。2015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改革到底该怎么改？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审定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统一规范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设置的指导意见》，构建了我国国家公园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推动国家公园在理论创新、体制改革、生态保护、和谐共生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包括三江源在内的各个试点，在中央政策的引领下，大力改革探索，整合行政资源，实现了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或委托省级政府管理，极大提高了监管效率，生态修复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动物生存空间越来越碎片化。这导致了种群之间彼此孤立，极大影响了动物尤其是一些珍稀野生动物的繁育。2015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野生大熊猫共1864只，尽管数量比之前有所增加，但是被分割为33个局域种群，其中18个种群，数量少于10只，具有很高的灭绝风险。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要让珍稀野生动物能够得到最好的保护，就需要整合各地资源，打破省域界限，给予它们广阔的天地。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近几年各地有效联动，共同整合了数十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地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相继建立。省域不再是动物生存活动的边界，动物可以更自由地交流繁衍，这让东北虎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数量都有了增加。

国家林草局规划院副院长、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唐小平介绍，我国的国家公园由国家主导批准设立与管理，以保护“大尺度”的海域或陆域、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目的。国家公园管理层级较自然保护区更高，其自然资产所有权归国家所有，而保护区是归省市县不同级别政府管理。在保护对象上，国家公园对自然生态系统作“完整性”的保护，而自然保护区的侧重点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据唐小平介绍，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提到了国家公园的三大理念，为标准提供了重要参照。第一个理念是“生态保护第一”，即要始终突出对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严格保护。第二个理念是“国家代表性”。第三个理念是“全民公益性”，国家公园要为公众提供亲近、体验、了解自然的机会，激发大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国家公园由国家确立并主导管理。因此，在国家公园试点阶段的2018年，明确组建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就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牌子，统一管理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标志着自然保护地领域多头管理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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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公园

中国的国家公园，能像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那样，让普通游客方便地进入吗？

国家公园建立的初衷是保护环境、维持生态。这一点与将吸引游客为第一要务的景区型公园，有着本质区别。保护与维持，必然通过有条件地限制甚至设立禁区，这也是国家公园史上的惯例。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源自西部大开发对荒原植被、野生动物和印第安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表达忧虑。从那时开始，“保护自然、维持生态”成了随后世界上陆续建立的200多个国家公园的根本宗旨。三江源国家公园亦是如此：维护世界第三极生态的多样性、守卫人类水资源安全是其建立的最初目的。

专家表示，国家公园不是旅游景区，但应该发展国家公园旅游。他说，从资源角度看，国家公园和旅游景区有类似之处——我国以自然资源为主体资源的5A级旅游景区中，超过80%的景区属于自然保护地，其中相当数量的资源价值能达到国家公园的要求。但二者又有本质的不同。从管理体制上看，国家公园是全民公益事业，实行特许经营，其发展要求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游客量以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旅游景区则是市场经济体制以旅游产业为主的区域整体开发，求新求变、利润至上，对交通可达性、住宿餐饮舒适度等要求较高。

基于此，国家公园的游憩和旅游景区注定不可同日而语。苏杨说，国家公园开放旅游，是实现区域内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种方式，需要更多地发展生态旅游。但国家公园的旅游必须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平衡，需要避免大客流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因此采取特许经营模式，而非一般景区实行的“门票制”。至于游客支付的价格，视参与的不同游线和行 程而定。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该公园今年依法依规开放2000个黄河源园区入园名额，并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企业发起。在这一被命名为“黄河探源”5天生态体验共建团中，每一位访客必须通过国家公园访客测试、行前教育、高反过渡等层层知识和体能考验，并签署《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生态体验访客行为规范》。

行程中，生态体验共建团由从事国家公园研究和管理工作的特邀专家、自然科学家团队作为随团领队做全程解说。访客们可以在此感受“世界第三极”和“中华水塔”的生物多样性、领略藏族牧民与高原和谐共生的“人和自然生命共同体”，国家公园大保护的生态理念也在整个行程中贯穿始末。

在大多数国家，国家公园不但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而且还被用作最重要的公益性国民游憩地。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也明确，国家公园可以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开展自然观光、旅游。行业专家由此认为，国家公园旅游应该是一种体现“大综合、大学科、大投入”的大旅游，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将是其重要意义的一部分。

唐小平也表示，国家公园在生态保护以外，还发挥着提供自然环境教育的功能，且因其具有公共服务性的属性，进入的成本也可能是比较低的。但考虑到人流量对生态的不利影响，国家公园旅游将不会采取大众观光、收取门票的传统模式，而是或将采取预约制，减少人员流动，在不逾越其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开展各种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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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是人与天谐

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国家公园研究和实践的学者之一、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感到十分欣慰。基于30多年对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研究，杨锐认为，国家公园是国家、人民、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他进一步解释，就国家治理而言，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对人民而言，国家公园是中国最美丽的国土，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对中华民族而言，国家公园是世代传承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华彩乐章；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国家公园将在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多样性、推进全球生态治理、缓解气候变化危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杨锐看来，人与天谐是中国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他说，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哲学基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国家公园边界内外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必须要统筹生态保护和社区生计，形成在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寻求人与天谐、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

“所以人与天谐也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是完全有能力实现的根本目标。”杨锐认为，人与天谐是对国家公园内自然和人关系的规定，包括3个层面的内涵：第一，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国家公园治理的根本关系，自然是优先于人的客观存在。第二，在生态保护第一、最严格的保护前提下，国家公园应统筹原住民社区生计和作为国民福利的自然体验。第三，人要主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最终达到管子所说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有着丰富的自然地理环境资源。杨锐认为，这是我国设立大尺度、大面积的国家公园的先决条件。他介绍，我国第一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平均面积为4.6万平方公里，是美国国家公园平均面积的约14倍，未来中国国家公园预计占国土面积的10%，也远远超出了美国2.3%和世界平均3.42%的水平。

“难”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另一个特点。杨锐认为，“难”主要体现在，发展与保护、城市化与保护地扩展等结构性矛盾和土地权属、社区生计等限制性条件相叠加，导致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难度在国际上也是独一无二、没有先例可循的。

国家公园在世界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杨锐认为，虽然中国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较晚，面临一些困难，但也有很多后发优势。杨锐介绍，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系统部署和落实的国家，这意味着生态文明理念将贯穿国家公园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同时，中国也是信息化技术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正在不断推进综合治理和系统修复现代化建设。

“以此为背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起步阶段就站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100多年国家公园建设的经验，运用生态学和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中国完全有能力建立科学适用又立足长远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系和体制。”杨锐对此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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