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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钱学森的一生追求的是八个字：“志在强国，心在富民”。他为“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特殊贡献，可谓志在强国；他用首创的知识密集型沙产业、草产业理论（以下简称沙草产业），推动西部大开发科学实施，帮助农牧民用科学技术脱贫致富，指明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可谓心在富民。

一、换一种思维看沙漠和阳光资源，它就是无价之宝

钱学森院士在世界上最早提出：“用新的思维来对待沙漠，在广阔的沙漠中建立起可产生上千亿元产值的大事业。”（《纪念钱学森沙产业理论十周年文集》，中国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钱学森院士说：“我对沙产业的认识，这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参加火箭、导弹发射试验，发射场在内蒙古自治区巴丹吉林沙漠的西北——额济纳旗附近的戈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戈壁。从前书本的知识使我觉得戈壁只是一片荒漠，什么也没有，实际一看，则不是那样。动植物很多，而且是在其它地方不易看到的。”（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西安交通大学现代技术研究院编《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钱老说的发射场，在内蒙古额济纳河边。额济纳河古称弱水，是“居延府”所在地，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名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创作于此。“长河”实指祁连山雪水融化形成的黑河下游之额济纳河。钱老说：“旁边都是沙漠戈壁，我在工作的间隙中到处跑跑，发现原来我理解的沙漠戈壁概念不对”；“我就从这里得到启发，觉得沙漠戈壁不是完全不毛之地，关键是我们要经营，用科学技术来经营管理。”（《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

20世纪80年代，钱老针对西方罗马俱乐部学者“沙漠是地球的癌症”的悲观论调，指出：“对地理环境受人类活动而会恶化，人先是盲目的：水土流失、沙漠化……产生了，才有人敲了警钟。但对此，又有人悲观失望，如‘罗马俱乐部’。这也不对，用科学技术，我们可以改造地理系统，使它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态发展。”（《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1989年10月9日），钱老在给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地理研究所牛文元先生的信中说：“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此也有一个根本区别：资本主义只顾追利；而社会主义要为人民长远的幸福着想，要使资源永续。”（《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钱学森说：“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的戈壁沙漠上搞农业生产，充分利用戈壁滩上的日照和温差等有利条件，推广使用节水技术，搞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化农产业，这是完全可能的。国际上以色列比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更恶劣，但他们在沙漠上开发了现代化的农业，且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我国甘肃省的张掖地区从1994年开始试搞沙产业，在实践中创造了‘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技术路线，并取得很大成绩，粮食自给有余，蔬菜瓜果东运销售并出口，还带动了一批加工企业的发展。由此我认为，在西部开发中，首先要转变关于西部沙漠的思维定势，看到沙漠上也有搞农业的有利条件。不仅是‘治理’，更重要的是‘开发’，将治理蕴含于开发之中，这就是我提出开发沙产业的指导思想。”（钱学森《西部开发要以农业为基础》，刊于《国土经济》2000年第4期1990年5月30日）。钱老在给有国际知名度的沙漠化防治专家刘恕先生的信中建议成立“沙产业学会或沙业学会”。任务是： “先造舆论，宣传沙产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讨论我国沙产业的50年规划”； “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就有可能把有关科学技术组织起来，成立沙业科学院，在国务院设‘沙业局’”； “最后在21世纪成立国家沙业部”。钱老讲：“我这可能说到100年以后的事了，但事情总要有个开头。”（《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此前的1989年10月，钱老曾经请刘恕“把多年来为‘沙业’奋斗的体会写成一篇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沙业的论文”。指出：“您既有理论又有经验”，“此事只有您能搞”；“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件大事，让沙漠为我们服务！”（《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1991年3月11日），钱老在北京香山沙产业研讨会上发表《沙产业大有可为》的讲话强调：“召开沙产业研讨会，在中国是第一次，在全世界也可能是第一次”；“我国的治沙事业是全世界领先的，为世人所称道。我国现有的沙漠化土地大概6亿亩，所以治沙、防沙、制止沙漠化工程也是沙产业的一部分”；“祝愿我们的沙产业研讨会成为我国沙产业的开端。从已经有基础的防沙、治沙、固沙事业开拓出去，再在生活设施条件较好的戈壁滩上，如人造卫星发射场附近，建立沙产业试验站。这样我想在21世纪，我们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并发展中国的沙产业。”（《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1994年9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他，在政协常委会上进一步倡议：“在不少于100年的过程中改造利用沙漠，这就是沙产业的任务。”

钱老要求我们吸取西方“石油农业”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教训，下决心致力于阳光农业、循环经济、绿色产业。钱老沙产业的五条衡量标准：一是看太阳能的转化效益，二是看知识密集程度，三是看是否与市场接轨，四是看是否保护环境，五是看是否可持续发展。（叶永烈著《走近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西部民族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北有库布其沙漠，西南有毛乌素沙地。清代末年就因满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割地赔款，无节制地“开放蒙荒”，借此敛财，竭泽而渔而带来自然灾害频仍。民间流传着如下歌谣：“鄂尔多斯天尽头，穷山秃而陡，四月柳条抽，一阵黄风不分昏与昼。”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滥砍滥牧乱开荒”，70年代“沙进人退无躲藏”，80年代“人沙对峙互不让”，90年代“人退（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沙退变模样”，世纪之交“产业链上做文章”的五个阶段，摸索出了一条“绿化—转化—产业化”的新路，引起钱老的重视和肯定。 2000年5月30日，钱老在给鄂尔多斯沙产业龙头企业代表赵永亮和笔者的复信中说：“您二位5月20日给我的信和《关于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在库布其沙漠实施沙柳综合利用产业化工程》的材料我都看到了，非常感谢！看了您们的材料，我认为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林、草、沙三业结合起来，开创我国西北沙区21世纪的大农业！而且实现了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链，达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我向您们表示祝贺，并预祝您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编《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据1980年8月和2008年8月）卫星图片扫描监测显示，鄂尔多斯市的沙漠化防治已出现了可喜的变化：1980年7月，鄂尔多斯市沙化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75%；2008年7月，绿化面积已高达75%。累计转移沙区农牧民40万人，流入黄河泥沙减少3亿吨，沙产业增加值达11.3亿元，成了内蒙古沙草产业的试验示范基地。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看望钱老时高兴地说：“前不久，我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考察，看到那里沙产业发展得很好。沙生植物的加工搞起来了，生态正在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钱老，您的设想正在鄂尔多斯变成现实。”（《深情的关怀，倾心的交谈——胡锦涛总书记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吴文俊纪实》，《人民日报》2008年1月20日第一版）

1994年，根据钱学森的沙产业设想，中国科协、林业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选择了武威、张掖等地建立试验点和示范基地。多年来，张掖和武威致力于发展沙产业、阳光产业和节水农业，已取得了显著成就。1995年11月30日，甘肃在河西走廊召开沙产业开发工作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甘肃省委老领导宋平同志应邀出席并讲话。他明确指出：“甘肃要脱贫，要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发展农业型的沙产业是一条好路子。因为这里发展沙产业的条件比较好，所以我们要坚决走这条路子。”（刘恕，《解读沙产业》，科学普及出版社2009年版）《甘肃日报》12月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沙产业开发在我省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2000年6月，甘肃武威召开第二次沙产业会议，宋平同志又作重要讲话，进一步统一了干部群众的认识，使全省沙产业进入了持续、良性发展的新阶段。钱学森为此很欣慰，赞扬甘肃“沙产业的会开得很成功，可喜可庆！这里宋老起了很大作用！”（《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

在钱学森院士的指导和宋平同志及甘肃省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沙产业理论由科学的战略构想步入了初具规模的群众实践。199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刘恕先生的专题报告上批示：“钱学森同志和宋平同志提出，在我国西部戈壁沙漠地区发展沙产业，这些重要的理论和意见值得重视。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办好这件事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社会和生态意义。”（《政协经济论坛》2009年第一、二期合刊《温家宝总理关于沙产业的批示》）1998年3月18日，钱老写信给甘肃沙产业试点张掖地区的书记马西林，肯定沙产业在张掖的发展意义重大，标志着“沙产业在中国开了个好头。”（刘恕等编，《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1994—2004》，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中国的沙产业，“甘肃省早，内蒙古好”，都坚持了“治沙和致富结合”的双赢目标

1984年5月下旬，时任《内蒙古日报》科学副刊责任编辑的笔者，向钱学森院士发出一封约稿信，请他百忙抽暇，给边疆党报的科学园地“播点科学的种子”。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刚过半个月，一封落款“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钱学森”的挂号信递到了编辑部。拂展素笺，老科学家苍劲俊逸的手迹赫然入目：“五月二十五日信收到，遵嘱写了一篇短文《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现寄上，请审阅。此致敬礼！”“时间：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钱老专门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场资源，细心研究了当时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同志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有关文章，结合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给内蒙古提出了“带头搞好草业系统工程”的战略建议。

钱老亲切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有13亿亩草原，如果“下决心抓草业”，“可是件大事”。因为“农田少，大约才7千万亩，而草原面积却是农田面积的18倍还多，所以草业的产值完全可以大大超出农业的产值。一旦内蒙古带好这个头，全国草原利用好了，草业兴旺发达起来，它对国家的贡献不会小于农业。”钱老详细论证了草产业不被重视的历史原因，勾画出了如何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草产业的新食物链、新结构图，包括从精心种草、饲料加工、工厂化饲养、畜产品综合加工，到利用畜粪种蘑菇、养蚯蚓、沼气发电、残渣养鱼、废液还田；从草业综合基地、定居点、现代化草业新村（即小城镇），到旗县经济、通讯电视、政治文化、教育中心，进而提出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建设的新理论和新模式——利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并创立中国式的现代化草业和草业系统工程。这篇专论1984年6月28日在《内蒙古日报》登出后，《人民日报》1985年3月7日全文转载。内蒙古党委周惠书记不但高度重视，责成内蒙古科协组织知名专家座谈讨论；而且要求内蒙古日报社写信敬请钱老把创新理论“展开谈谈”，以便决策层学习研究，指导工作。钱老欣然应允，于1984年7月7日寄来了他放眼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治国方略《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为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率先实施“草畜双承包”，解放牧区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田聪明《深切缅怀中国“沙草产业之父”——写在钱学森诞辰百年之际》，《西部大开发》2011年第6期 ）

1984年12月23日，钱老应中国农科院卢良恕院长之邀，在中国农科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上做了题为《第六次产业革命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报告，指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就是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包括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海产业、沙产业等五项新型产业”。为了用高科技的现代农业代替传统的春种秋收自然经济，用“食品”的概念代替单一粮食的概念，用“民以食为天”代替单一的“以粮为纲”，钱老提出把城乡一体、农牧结合，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因地制宜、优化结构，作为社会主义“草业新村”的奋斗目标。钱老强调，“我说的草业不仅是畜牧业”，要“突破传统放牧的方式”，走出重畜轻草、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认清“这个草产业要最有效地把草原、草地、草滩上的太阳光能，首先通过植物，然后动物，再加水资源、能源及其他化工业材料的投入，最后产出的是直接上市零售的商品。所以是‘草业’加‘深度加工业’”。钱老说：“现在中央很担心，我们老吃粮食是不行的。在我国草原上每年可能获取几千万吨的牛、羊肉和大量的乳品，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也将改观。”（王明昶主编《草业系统工程应用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钱老告诉他的儿子钱永刚教授，知识密集型的草产业就是草原文化的现代化。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因牧而兴、以绿为荣”的草原文化是中国特色草产业的文化根基。1985年4月，钱老在中国草业问题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草业产业》的讲话，阐述了他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内蒙古大草原没有成为我国经济新优势的思考，深刻分析了我国“草原亮出黄牌”和草业不被重视的原因及后果。他引用了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同志周惠发表在《红旗》杂志1984年第10期的文章《谈谈固定草原使用权的意义》中的一组统计数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共有13亿亩草原，1947年到1983年这37年里，畜牧累计产值100多亿元，折合每亩草原年产值才0.2元多。”钱老说：“这的确比每亩农田的年产值小得多，只有个零头。但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钱老痛感建国以来执行“重粮轻草”政策、一味强调“以粮为纲”的舆论导向有偏颇。他生气地说：“看不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草原就不能进入良性循环吗？”（刘恕、涂元季《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为了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在草产业发展上走进全国前列，1984年以来，钱老多次通过书信指导内蒙古抓好“建设试点”，认为“先从奶、肉、毛、绒四个类型做起很好”。2003年1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的通辽分部，听完牛根生同志的汇报，并深入了解当地农民对龙头企业的反映后高兴地说：“内蒙古有13亿亩草场，中国人均1亩；河套平原、西辽平原各拥有800万亩水浇地，退耕还草；这既有资源优势，又有市场需求，还有这样的龙头企业，何愁不能早日达小康！”（《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上海交大出版社2007年版）钱学森办公室的同志说，从蒙牛乳业集团给航天员杨利伟提供专用奶，到伊利乳业集团争当2008年国际奥运会赞助商；从“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广告到“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小肥羊”的自白，内蒙古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草产业的信息让钱老很欣慰。《中国沙产业》一书作者，中国防沙治沙暨沙业学会秘书长朱俊凤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沙产业，甘肃省早，内蒙古好。绿色不是句号。绿起来、活起来、富起来才是目标。”

三、“变食物链为产业链”的绿色战略创新系统，活力依靠高科技、可持续

我们在学习钱老沙草产业理论时注意到，钱老在强调沙、草产业发展时，常常提醒打破条块分割，克服部门壁垒。要求草产业、林产业、沙产业“三业结合”。为什么？因为林、草、沙三者不是各自孤立的“线”，而是相互依存的“体”。沙地是共同的载体和平台，如种出草并加工，延伸的就是草产业链；如长出树，延伸的就是林产业链。因此，“林、草、沙三业结合”才是科学发展观。

钱学森晚年，婉拒了诸多团体、学会的荣誉头衔，但在2002年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成立时，他破格、破例担任了协会“名誉顾问”。2002年12月，钱老派学术秘书涂元季将军冒雪参加成立大会，当众宣读署名贺信：“喜闻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成立。我认为，这是内蒙古自治区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此，我表示热烈祝贺！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讲到西部大开发问题时提出：‘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内蒙古的优势产业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沙产业和草产业。这是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内蒙古的同志紧紧抓住了这两大产业，真正建成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和草产业，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也会得到改善。”（郝诚之《对钱学森沙产业、草产业理论的经济学思考》，《瀚海凭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004年12月25日，钱老在北京家中接见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蒙古族会长、全国政协十届常委兼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夏日同志。当面听取汇报，热情肯定成绩，鼓励再接再厉。2008年5月26日，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和自治区林业厅联合举办“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谈话精神，科学发展内蒙古沙产业专家座谈会”，钱老接到邀请函，亲派儿子钱永刚专程赴会，给内蒙古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捎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内蒙古各民族人民过去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做出了贡献，现在又在沙产业和草产业上给全国带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我希望他们在沙产业和草产业上继续做贡献，并把沙产业、草产业推向全国去！”（夏日、郝诚之《钱学森沙产业理论与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政协经济论坛》2008年第一、二期合刊）

内蒙古自治区把钱老的创新理论与自治区的重大科学决策紧密结合，已做到了十个“全国率先”。一、率先与新华网合作，注册并开通了“中国沙产业、草产业网”；二、率先把“大力发展沙产业、草产业”写进“十一五”、“十二五”规划、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党委工作报告；三、率先出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沙产业的若干意见》（内政发〔2010〕123号文件）；四、率先通过“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总结并向世界宣传《钱学森沙产业理论与鄂尔多斯双赢模式》；五、率先编印出版《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理论实践丛书》（一套三本）；六、率先举办《钱学森与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图片展》；七、率先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播出我国第一部集中反映钱学森沙产业理论与西部沙产业成就的五集专题纪实片《沙变》；八、率先与西安交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合作出版《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探微丛书》（计划5本，2009年已出第一本《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九、率先编纂中国第一部真实反映钱老沙产业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内蒙古沙漠志》；十、率先在内蒙古大学创建中国沙草产业研究中心。（郝诚之《志在强国，心在富民》，《内蒙古工作》2010年第2期）

1990年4月1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给钱老寄了“筹办甘肃农大草业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使组织上成为一个实体”的《草业发展规划》，钱老说对此“最感兴趣”。因为“令人发愁的是上面忙于燃眉之急，草业、草产业上不了议事日程！无可奈何。”（《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

2009年12月31日，钱永刚教授在内蒙古大学“中国沙草产业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半个世纪以来，我父亲与内蒙古这片神奇的土地延续着不尽的情缘”；“我父亲在晚年为治沙、富民投入了他最后的心血。他躺在病床上，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沙产业草产业的发展。今天，内蒙古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门的沙产业、草产业研究中心，又为全国带了一个好头。我希望中心成立以后，能够引导内蒙古乃至中国西部地区的沙产业、草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为了给西部培养沙产业专门人才，1994年9月27日，钱老采纳成立“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筹备组”的建议，1993年印尼华侨捐的30万元和自己所获的“何梁何利奖金”100万港币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促进发展沙产业基金。据《人民政协报》2001年4月13日头版报道《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在西北院校成立》，已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的著名农业院校，设立了“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班”，以资助西部贫困地区学子从事沙产业相关专业的学习。（《钱学森与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图片展》2007年影印本）（作者系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秘书长）

1991年1月，钱老在给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王明昶研究员的信中强调：“草业科学将与农业科学、林业科学并列。现有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将来21世纪不该有中国草业科学院吗？该考虑草业科学的结构体系。”（《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现在我国高等院校的“草业科学”就是按照钱学森院士“知识密集型草产业”的思想建立起来的。1999年，国家大幅度调整学科学院，把原有的500多个学科减少到250个，而“草业科学”不仅保留，而且从原来的二级学科上升到一级学科。这个学科在英文中没有相当的词，钱老从拉丁文中给出了定名：Pratacullure Science。当我国以此为名的刊物出版后，立即被收入了国际权威的CBA检索系统。（钱晓鸣、朱悦华《告诉你一个创造财富的钱学森》，《九十华诞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沙草产业理论创建的27年，是西部旧貌换新颜的27年。河西走廊，涌现新型产业链；大漠腹地，升起绿色蘑菇云。2009年秋，国家科技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府和亿利资源集团主办的第二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及中国第二届沙产业博览会陆续在内蒙古召开。十几位中国高官、几十位国际友人、几百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回顾交流和探讨人类防治利用荒漠化的途径，对钱学森沙草产业理论和实践成果交口称赞。2010年9月21日，上海世博会举行内蒙古“奈曼日”活动，高层访谈主题就是发展沙产业，遏制荒漠化。联合国国际信息发展组织罗马总部干事长丹尼尔·巴瑞奥先生说：“奈曼人在用沙治沙上给全球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内蒙古日报》2010年10月9日第3版《借助世博大舞台寻求发展新契机》）2010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沙产业的若干意见》（内政发〔2010〕123号），国家林业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沙产业的意见》（林沙发〔2010〕278号）。201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给“2011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的贺信中要求：“深入研究荒漠化防治新技术，积极探索沙产业发展新模式”，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论坛开幕式讲话，呼吁“加强沙产业的国际合作”。2011年8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先后召开了“纪念钱学森诞辰百年与胡锦涛总书记沙产业重要谈话发表三周年理论研讨会”和“中国沙产业理论研讨会”，国内知名专家刘恕、高德占、李毓堂、蔡延松、夏日、魏万进、秦升益、谢联辉、冷德熙等一致认为，聚焦沙产业，就是应对荒漠化，为世界找生路，为人类谋未来。（《中国绿色时报》2011年8月11日、8月12日，《科技日报》2011年8月11日第8版）

四、中国科学家送给人类的礼品：发展沙产业，应对荒漠化

钱学森1998年8月11日给刘恕先生的信中说：“沙产业的一套做法实际是高科技农业生产的试验，它现在已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沙漠化地区取得成功”；“沙产业实际上是未来农业，高科技农业，服务于未来世界的农业！”（《武威沙产业馆巡览》，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我们高兴地看到，钱学森院士以沙草产业理论为代表的沙漠观、草原观、生态观、发展观，从1984年提出，到22年后的2006年，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回应。在对沙漠认识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中外专家对沙区治理、开发、利用及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人口等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2006年，联合国《全球沙漠展望报告》指出，过去人们单纯认为“沙漠是贫瘠荒地”的观点是错误的。沙漠以其特有的生物多样性、潜在的经济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第35个世界环境日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主持此项工作的UNEP副执行主任卡卡海尔先生说：“沙漠使创造新经济和提供新生计成为可能。环境不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战胜贫困的因素，是实现各国之间业已达成的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在沙漠发展水产业（即钱老所说的海产业），利用适于干旱地区生存的动植物开发新型药物、草药和工业品（即钱老所说的沙产业、草产业），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兴趣所在。沙漠光热资源得天独厚，“如果沙漠蕴藏的巨大太阳能，被合理有效地用于生产动力，那么未来的世界也许是一个无需化石燃料的世界”。该报告强调，全球沙漠地区应该探寻环保与发展双赢的新思路。目前的沙漠发展和保护已深受缺乏预见和项目难协调之苦。建议人们确立一个新的、更平衡的目标。“这种远见会使政府和民间团体尊重沙漠及当地居民的可持续性的福祉，又支持用长期的规划来指导沙漠科学发展”。报告指出，这一规划是基于对这些独特环境的限制因素而制定的，会利用市场导向促进沙漠经济协调发展，会尊重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会保护湿地、绿洲、沙漠、山脉和其他的环境。该报告认为“人们能够，而且也应该下决心不要改变沙漠，而是与其共存，并为人类未来保护沙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研究报告提出：靠沙漠创造新经济》，《政协经济论坛》2007年第1期）

来源：中国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