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多样性，要破除几重障碍？

作者：杜乐山 刘海鸥 肖能文《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29日 05版）

4月20日，工人在“洞庭之心”大通湖水生植物产业示范园内采收水草。新华社发

4月2日，自然爱好者在2023涠洲岛海洋观察节的竞赛环节寻找海洋生物，为丰富涠洲岛自然观察数据库贡献力量。新华社发

4月19日，在重庆市南川区德隆镇茶树村的一个居民点，制茶工艺传承人吴科帮助村民翻晒新鲜茶叶。新华社发

  【生态观察】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及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主流的过程，也包括纳入企业、社区和公众生产与生活的过程。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仍然存在诸多障碍。究其原因，既有社会各界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认识不足,也有评估指标和方法不统一带来的困扰，还有生物多样性价值应用场景与范围面临的现实限制。我国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主席国，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探索开展生物多样性及多重价值的主流化，对引领、带动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弥补认识不足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具有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潜在使用价值。它可以给我们提供食物、药材等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以及旅游观赏、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等休闲娱乐场所，发挥净化水质和空气、防止水土流失、固定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等重要调节作用，也为我们未来开发某种不可估量价值的生物资源提供了无限可能。

  生物多样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忽视了它到底有多重要，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我国于2005年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首次把“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开展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既是衡量“两山”理念的重要抓手，也是破除地方政府“唯GDP论”和扭转人们对“生态无价”“生态产品无偿使用”等思维定式的重要手段。

  如何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的认识？政府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行政策咨询决策时，应综合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当前价值和长远潜在价值，保证生物多样性效益最大化，并通过多手段、多途径、多方式进行宣传和培训，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机制，提升政府号召力。企业应将自身生产经营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纳入运营决策考量，采用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尽可能降低对其负面影响，并鼓励制定行业规划，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了解更多生物多样性知识，积极参与相关政策制定，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从身边小事做起，减少自身行为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良影响。

统一评估指标和方法

  除了认识不足外，缺少广泛接受的评估指标和方法，已成为阻碍生物多样性价值主流化进程的又一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已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面开展了大量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生态环境部发布《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为各地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供了总体指导。地方层面，在全国各地遴选出187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在云南省普洱市、浙江省泰顺县等多地开展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示范，推进生物多样性在当地政策决策中的应用。

  虽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了很多相关工作，但当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尚未统一，基于不同评估对象和目标往往会选用不同的模型与方法，且评估仍停留在通过复杂模型计算某区域“天文数字”的结果上，缺乏在不同尺度、领域、场景下的扩展与应用。

  鉴于此，建议基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调查体系，建立基础数据动态监测制度，开展常态化和网格化监测，及时跟踪掌握生态产品分布、数量及质量等级、权益归属等，并择机适时纳入国家和地方统计体系；进一步统一价值评估的指标体系，尽快出台价值核算标准或技术指南，并选取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不同区域尺度，探索开展试点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特别是开展生态价值溢出效应研究，通过经济及金融工具将生物多样性价值显性化，破解“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可量化问题，为后续政策、规划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拓展应用场景与范围

  2022年12月19日，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昆蒙框架”包含四大长期目标和23项具体全球行动目标，其中目标14为“确保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观充分纳入各级政府和所有部门的政策、法规、规划和发展进程、消除贫困战略、战略环境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并酌情纳入国民核算”。

  然而，生物多样性价值尚未在政策、法规、规划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国际国内均是如此。我国部分地区已在生物多样性价值应用方面开展了初步探索与研究，可以为破解相关难题提供一些参考。例如，云南普洱市和广东深圳市均开展了GEP与GDP双核算，浙江丽水市推进生态价值“进规划、进决策、进项目、进交易、进监测、进考核”，使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结果与政府的决策和政绩考核“挂钩”，初步探索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应用机制，为全国其他地区推进生态价值主流化提供了有益示范和重要参考。

  总之，各地应在充分考虑自身实际的情况下，结合“昆蒙框架”的目标要求，创新生物多样性价值应用方式，在相对统一的价值评估方法基础上，多做“横向”和“纵向”比较，推动生物多样性价值与规划、决策、项目、考核深度融合，丰富其应用场景，并探索基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生态产品权属交易机制，促进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主流化，为推进“昆蒙框架”目标实现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作者：杜乐山、刘海鸥、肖能文，分别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3-04/29/nw.D110000gmrb_20230429_1-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