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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沿线分布着广袤的滩涂、盐沼、红树林等多种类型的滨海湿地，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的鸟类提供了重要的繁殖地、迁徙停歇地和越冬地。该区域依赖湿地生活的水鸟达230种，包括26种受胁鸟类和12种近危鸟类；水鸟种类占全国水鸟种类的80%和全球水鸟种类的四分之一。近十多年来，中国在水鸟保护方面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一些水鸟的关键栖息地得到了有效保护，水鸟面临的一些威胁得到了缓解。然而，许多水鸟的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滨海湿地水鸟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

复旦大学马志军教授联合11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非政府保护组织的9位长期关注中国滨海湿地水鸟保护的鸟类学者和保护工作者，近期在Avian Research 发表了题为“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waterbird conservation in China's coastal wetlands”的论文。该论文根据2010—2022年间发表的523篇与水鸟保护相关的文献分析和专家评分，从政策和监管、栖息地保护和管理以及多方参与三个方面，回顾了近十多年来中国滨海湿地水鸟保护开展的相关工作及成效，探讨了当前滨海湿地水鸟保护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滨海湿地水鸟保护的建议。水鸟是滨海湿地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类群和保护对象，水鸟保护和栖息地管理状况反映了滨海湿地的保护和管理状况。文章不仅对未来开展滨海湿地水鸟保护具有指导意义，也为制定滨海湿地保护和受损湿地修复的政策和开展保护行动提供了参考。

1 中国滨海湿地水鸟保护及成效

1.1 水鸟保护相关政策与监管

滨海湿地过度围垦导致的栖息地丧失曾经是许多水鸟面临的最大威胁。近年来，中国滨海湿地保护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海洋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多次出台滨海湿地保护的政策性文件，特别是国务院在2018年印发了《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使得大规模围填海得到了根本遏制。另外，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湿地保护法的实施等都对加强水鸟栖息地保护在法规和政策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建立保护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举措。截止2022年底，已在中国滨海湿地建立了3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指定了16处国际重要湿地，大部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际重要湿地将水鸟及其栖息地作为主要保护对象。从2017年开始，生态环境部持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强化对自然保护区的监督，查处自然保护区内的违法违规行为。201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这一生态空间保护模式，强化了保护地之外的水鸟重要栖息地保护。2019年，江苏盐城滨海湿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目前更多处水鸟重要栖息地已被列入第二期申报名录。这对黄渤海湿地这一水鸟关键分布区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1. 中国滨海湿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和UNESCO世界自然遗产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分布状况（截至2022年底）。E、M、L分别代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然而，滨海湿地仍存在不少的水鸟保护空缺。2014年至今全国新建的9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一个是滨海湿地类型。近年开展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缺少滨海湿地类型。在世界自然遗产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申报名录中，一些重要地点，如支持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半蹼鹬（Limnodromus semipalmatus）接近全球全部种群的江苏连云港滨海湿地并没有包含在申报名录中。一些水鸟关键分布区，如极危鸟类勺嘴鹬（Calidris pygmaea）在江苏如东以及近危鸟类红腹滨鹬（Calidris canutus）在南堡的重要迁徙停歇地被指定为湿地公园但没有被指定为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

滨海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如何协调不同的生态服务仍缺少考虑。近二十年来，滨海地区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快速扩张，减少了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但这些新能源设施会占用水鸟栖息地并增加鸟撞风险。潮间带水产养殖对于保障高蛋白食物供给和当地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水产养殖导致滩涂底栖动物同质化，难以支持有着不同食物需求的多类群水鸟。近年来沿海地区的红树林恢复和植树造林发展迅速。尽管红树林在维护海岸带生态安全和固碳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目前红树林种植和修复也是必要的，但一些地区红树林扩散或人工种植在光滩，占据了鸻鹬类等水鸟至关重要的觅食地，造成依赖光滩的水鸟栖息地丧失。因此需要进行合理空间规划，确保水鸟栖息地不会因红树林种植而丧失。

1.2 栖息地保护和管理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鼓励开展生态修复项目。水鸟是滨海湿地的主要保护对象，许多生态修复项目采用地形改造、植被配置、水系构建等措施开展水鸟栖息地营建。尽管生态修复区的水鸟多样性通常会明显增加，但增加的水鸟主要是栖息地泛化水鸟。像滨鹬类等依赖自然潮滩、种群数量快速下降的栖息地特化水鸟的栖息地并没有得到修复。值得担忧的是，一些投入大量资金在水鸟重要栖息地开展的所谓生态修复项目把自然滩涂湿地改造成人工景观，实际上是破坏了自然湿地并导致水鸟栖息地丧失。

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快速扩散是中国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严重威胁。互花米草通过竞争排斥鸟类的本土食源植物，而且互花米草浓密的植被不适宜鸟类栖息，因此互花米草的入侵导致鸟类栖息地丧失。一些地区采用物理、化学或综合治理的方法清除互花米草并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然而互花米草既可以有性繁殖也可以无性繁殖，滨海湿地的水体流动为互花米草繁殖体的扩散提供了载体。因此，清除了互花米草的区域可能发生互花米草再次入侵，从而影响治理效果。互花米草大面积分布和快速扩张大大提高了治理的难度和成本。

近年来，生态和环境部等部门加强入海河流和海洋污水排放的监测，开展陆海统筹防控陆源和海洋污染物。总体上滨海湿地环境状况明显改善。然而新型污染物，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和微塑料等，在滨海湿地的水体、土壤以及包括鸟类在内的许多生物类群中都可以检测到。新型污染物对生物体有多方面危害。许多水鸟进行长距离的迁徙飞行，在迁徙前摄取大量食物积累能量的同时也使得污染物在体内富集。在迁徙飞行过程中，随着大量脂肪被消耗，脂溶性污染物释放而增加了体内污染物浓度，可能会对长距离迁徙水鸟带来严重影响。

人类活动对鸟类及其栖息地带来了多方面直接和间接影响。近年来对自然保护区的监督不断加强，保护区内人类活动明显减少。但一些自然保护区的土地权属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此外，许多水鸟包括很多受胁鸟类经常在自然保护区外的养殖塘、盐田、水稻田等生产用地活动。这些生产用地为鸟类提供了觅食、休息甚至营巢场所，但一方面生产活动对鸟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一些生产活动干扰鸟类的觅食和休息，架设在滩涂上捕捞水产品的丝网会缠住鸟类而导致鸟类死亡；另一方面一些鸟类取食作物和水产品导致经济损失，带来了人鸟冲突的问题。

1.3 多方参与水鸟保护

滨海湿地的大部分水鸟是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区域和国际合作对于迁徙候鸟的保护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中国政府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签订了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双边协定；中国是首批加入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的国家。许多国际保护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湿地国际、保尔森基金会，国际鹤类基金会、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等长期关注中国滨海湿地的水鸟保护，在资金、技术、政策、培训和宣教等方面给予支持。近20年来，国内非政府保护组织发展迅速。阿拉善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质兰基金会等，不仅为鸟类保护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而且通过培育本土保护组织鼓励更多公众参与保护行动。在过去的30年间，国内外学者对滨海湿地水鸟的种群数量、关键分布区、迁徙规律、栖息地和食物需求、栖息地变化及其对水鸟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从2005年起，观鸟者发起了每月一次的中国沿海水鸟同步调查活动，目前发展成为涵盖25个地点、500多名志愿者参加的水鸟调查活动。这些调查和研究成果为全面了解滨海湿地鸟类分布和种群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总的来看，过去十多年间，中国滨海湿地的水鸟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水鸟威胁最大的滩涂过度围垦得到了根本遏制，滨海湿地的面积总体呈增加态势，特别是红树林面积明显增加。滨海地区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红线覆盖了73%的重要鸟类栖息地，自然保护区内的栖息地破坏等违法违规事件得到了有效遏制，公众的保护意识不断提升。一些受胁鸟类，如黑脸琵鹭（Platalea minor）、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等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从专家评分上看，中国滨海湿地水鸟保护在立法和监管、关键区域保护、多方参与保护行动等方面的成效得到了认可。然而，在湿地不同类型生态服务的协调、栖息地修复、互花米草治理以及减少人类活动不利影响等方面的工作仍有待加强。

2 未来中国滨海湿地水鸟保护建议

2.1 水鸟保护相关政策与监管

填补水鸟关键栖息地的保护空缺。开展滨海湿地栖息地重要性和独特性的整体评估，在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区域建设国家公园；对其他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以实施严格保护，确保水鸟关键栖息地的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滨海湿地不同区域独特的栖息地特征决定了鸟类的时空分布，鸟类的关键栖息地是不可替代的，保护好现存的栖息地是水鸟保护的关键。

优化滨海湿地保护与利用的总体布局。未来在填补滨海湿地保护空缺的同时，统筹考虑滨海湿地在包括提供不同鸟类栖息地在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发展清洁能源、支持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以及其他多方面的生态服务功能之间的协调，基于滨海湿地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特征在国家层面上优化空间总体布局，避免过度强调某一方面的生态服务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生态服务。总体布局不仅要考虑滨海湿地的现状，还要考虑未来气候变化、河口海岸水文和泥沙沉积变化等对滨海湿地的长期影响。

2.2 栖息地保护和管理

加强以保护栖息地特化物种为目标的湿地修复。加强自然滩涂湿地的修复，恢复自然滩涂湿地的特征。以保护水鸟栖息地的修复项目要把受胁物种保护和栖息地特化物种的保护作为主要目标。生态修复方案的选择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充分发挥湿地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杜绝投入大量资金破坏自然湿地营造人工景观的“伪生态”工程。

治理入侵植物互花米草。对互花米草未入侵区域加强监测；对互花米草零星分布区域应尽快根除；对互花米草大面积分布区域，在防止互花米草扩散的同时采取物理、化学或综合措施进行治理。同一区域的互花米草治理要联合行动，减少治理区域被邻近区域互花米草入侵的风险。2022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互花米草治理三年行动目标，目前亟待解决如何根据当地情况制定高效的互花米草治理方案、减少治理工程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以及互花米草治理后的鸟类栖息地恢复等问题。

防治环境污染。对滨海湿地的污染物(包括水体，土壤和生物体)开展全面调查和定期监测，明确污染物的类型、浓度、来源和重点分布区域，查明不同污染物在鸟类及其食物中的富集和潜在影响。在继续管控陆源和海洋污染物输入的同时，鼓励滨海地区发展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减少农药、杀虫剂、杀真菌剂、抗生素等的使用。对污染严重区域开展环境修复。

发挥人工栖息地对水鸟的支持功能。在保护好自然栖息地的同时，提升人工栖息地质量，发挥人工湿地的鸟类栖息地功能，减缓自然湿地丧失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许多靠近滩涂的养殖塘和盐田是鸻鹬类在高潮时的休息地。避免干扰休息的鸻鹬类，在滩涂上的觅食地附近为鸻鹬类提供安全的高潮休息地可以减少鸻鹬类的通勤距离从而减少飞行能量消耗。另外，对水鸟取食作物和水产品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量化评估，探讨减缓人鸟冲突的途径。

2.3 多方参与水鸟保护

水鸟及其栖息地保护主流化。全球倡导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同样适用于滨海湿地水鸟保护。充分发挥法律、行政、市场、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特别是鼓励当地社区的参与，将社区发展与鸟类保护相结合。加强本土和国际非政府保护组织在水鸟保护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加强迁徙水鸟保护的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

鸟类及其栖息地的长期监测。对水鸟的栖息地质量，特别是食物资源状况，开展长期监测。掌握入海河流输沙量减少、修筑海堤和港口码头带来的海岸带水文和泥沙沉积特征改变对未来滨海湿地动态的影响。利用新技术和方法（如鸟类活动追踪，滩涂湿地动态高精度分析，环境DNA技术以及污染物痕量检测等），将地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多学科研究手段与鸟类学研究相结合，掌握鸟类及其栖息地动态，为开展针对性的保护行动提供依据。

3 总结

中国滨海湿地对水鸟保护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过去二十多年的调查研究使我们对水鸟及其栖息地有了多方面的了解，所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也起到了明显效果。但入侵植物互花米草快速扩散、缺乏针对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修复、人-鸟相互影响和保护冲突以及如何协调滨海湿地不同生态服务功能等问题仍制约着鸟类保护。未来中国将继续通过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鼓励生态保护和修复，这为加强滨海湿地水鸟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机遇。中国成功拯救了朱鹮（Nipponia nippon）、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等许多珍稀濒危物种，同样有能力保护好滨海湿地的水鸟。滨海湿地水鸟保护需要做的是基于科学和证据的决策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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