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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尤其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为了让大家首先有饭吃，自古就以农立国。当今更不例外，国家以农业为基础，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不断调整完善农业政策，出台各种支农惠农措施。改革开放、脱贫摘帽，人们体会最深、记得最牢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可以吃饱肚子并逐步吃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饱穿暖才好干事创业。

然而，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种庄稼生产粮食也一样。没有人能想到，新世纪之交直到今天，生发育成籽粒也即粮食的农作物营养体，完成神圣使命后退变成的秸秆，如何处置却成了社会性问题。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分离，农家生活用能的多样化，减少了秸秆的传统利用；另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的前提，是作物营养体的相应增加。这一增一减，使粮食生产进入了利害得失兼而有之的新阶段，秸秆的不当处置，似乎成了种田者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难堪事。

种植业是植物生命活体的再生产，农时从属于自然节律，譬如春种秋收。收获季节粮食归仓，伴随着秸秆也得下地，好空出地来耕耘播种下一季作物。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后，大量秸秆集中产出，全国年产粮食6.5亿吨，秸秆说什么也得比粮食多，有资料显示为9亿多吨。粮食是全国人民天天在消费，副食品加工业、养殖业、工业产品天天在转化，不怕多，只怕生产不出来。而秸秆，都留给了种田者和长出它的土地。

种田者自己能掌握，也是国家提倡最多的秸秆处理途径，便是还田，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从物质循环利用、发展生态经济看，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培肥地力的传统做法。但要秸秆进入土壤生态系统成为营养物质，首先得把自己充分腐烂了，没有高温高湿和足够的时间腐烂不了，反倒会祸害土壤，妨碍作物正常出苗、扎根和生长。同时，就算具备适宜条件充分腐烂进入土壤系统了，也还有个和土壤本底的平衡问题。学术上和工作推进中说，秸秆还田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使土壤疏松，孔隙度增加，促进微生物活力等，好处很多，这都没有错。

可是，庄稼是种在土地上，不管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土是基础，说测土配方，没有说测秸秆或有机质配方的。那么，庄稼年年要种，秸秆季季还田，加上机械化收割的高留茬，表土积累起厚厚的腐烂半腐烂秸秆层，使土壤基质发生变化，如太疏松了，会不会也影响到作物的正常扎根生长呢。再者，虽然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但没有人把作物直接种在粪堆上，闲置未用的农家肥粪堆上很少长植物，比起农家肥来秸秆层更缺少土壤成分，可能更长不好了。正如有关部门指出的，还需要通过长期监测来评估大规模秸秆还田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科学评价秸秆还田的生态效应，规避秸秆还田潜在的生态风险等。这就影响到一些地方的秸秆还田率，是要形式上的充分还田，还是因地制宜适当还田保持土壤的可耕作性，农民必须作出选择。

至于秸秆的其他综合利用途径，还有待于科技进步和各地区各行业的支援，秸秆持有人是被动的。当然支援也会有，还田一部分，自己尽可能留用一部分，实在处理不了的没有办法可想时，就有可能烧掉，以应农时。其实，烧秸秆也是传统农业和农村生活的一部分，都知道烧过的秸秆灰烬是农田一般普遍缺乏的钾肥，常有撒草木灰给田间作物追肥的，低温霜冻时夜晚燃烧秸秆形成烟雾满地跑，可以保护未成熟作物。但是，现在外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保卫蓝天、控制增温、节约资源的需要，不允许烧秸秆了。再烧，便是前文所说“秸秆的不当处置”，于是就有了不分南北、夏秋繁重的秸秆禁烧工作。一方不烧掉多余的秸秆种不了地，一方不让烧，少不了矛盾冲突。

可喜的是，经过各方面的持续努力，全国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率已达到88%的历史高位，很多省份连续多年保持在90％以上。其中，秸秆离田利用占可收集量的33.4％，利用途径包括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等。这就使有可能不当处置的秸秆大为减少，烧与禁烧间冲突可能性大为降低。但是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有报道就分析指出，一方面秸秆年年都产生，持续保持高位利用压力很大；另一方面百分之十几尚没有利用的秸秆，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实现秸秆高值化利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高位利用压力大”，说明一些处置途径还受到技术和市场的限制，难啃的“硬骨头”，应该是利用不了的怎么办。

事实也是如此，综合分析一些可以相互印证的报道，形势似乎还有些严峻。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秋收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是真的吗？答案已出，农民要注意”，其前半部分反映农民希望合理焚烧秸秆的心声，后半部分传达政策规定，正文中说不仅继续一律禁烧，查处也更有力度，如卫星照片监测、无人机观测的引入，对违反者批评教育、处以罚款等。从字眼和要求看，一些地方部署禁烧工作力度也很大，如坚决扛起禁烧秸秆的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实现秸秆禁烧管理全方位、全覆盖、无缝隙，“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留隐患，“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工作不力、失职失责的要严肃追责问责等。

一方面秸秆全面变废为宝仍任重道远，一方面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那么，还田和离地资源化“五化”后剩下的秸秆怎么办，况且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也是变化的，导致剩余的秸秆时多时少，少了当然好，多了呢？从大局出发粮食不能不种，还要依节气农时和作物习性对土地的要求种好，多途径资源化处置后剩余的秸秆又不能烧掉，腾挪不出地来或勉强还田横七竖八满地都是秸秆，这地又怎么种？没有人要的秸秆烧也烧不得，留也留不得，无疑把种田人推到矛盾的漩涡，土里刨食的辛苦中又有了许多焦虑和无助，潜伏着引火烧身和随之而来的训斥、罚款等。

只要粮食不要秸秆违反物理常识。秸秆的前身是营养体，尽管选种育种都希望籽实体在作物中占比更高，但先有营养体而后才有籽实体，其长势决定着产量高低，再怎么选育良种，营养体也必须有，她是母亲，丰满健康的身体决定着子女的体质。人民公社大锅饭时期，打不下粮食，农作物秸秆也少，那时候不但缺粮食，秸秆也不富裕，差不多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不存在烧秸秆腾地的问题。所以，秸秆多标志着粮食也多，多产粮是种植业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秸秆很多甚至处理不了，是好事而绝非坏事。思想上明确这一点，充分认识秸秆在粮食生产中的本原性价值地位，看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了，如肯定粮食之利的同时，也不把秸秆看得那么可恶。

具体说来，秸秆除了就地还田和离地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五化”综合利用外，如果还有剩余且占地影响再生产时，种田人自主选择就地烧掉，是不是也可以看作秸秆资源化的一种方式，具有充分合理性、正当性，而不再是各级政府部署力量予以管控禁止的问题呢。结合种植业特点和当前各方面情况，在系统外秸秆市场饱和、系统内满负荷消化而仍有秸秆需要处置的时候，把烧掉占地秸秆作为种田人不受外部掣肘因而最可实施的兜底措施，是有其可能性和合理性的。

首先是近几十年来大张旗鼓的秸秆禁烧和持续的资源化推进工作，增强了人们对烧秸秆浪费资源、有害环境的认识，建立了一套可以不断完善和开拓新途径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使烧秸秆的意愿大为降低，可供烧掉的秸秆数量显著减少。如果说过去收获季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烧秸秆，烽火连天的烟雾污染空气、影响景观，现在不会了，前面说过只有百分之十几的秸秆尚未纳入利用，也不可能都烧了。有关部门还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根据天气变化、秸秆数量、烧点位置等给予科学指导，分时段、分区域烧，尽可能控制瞬时规模和影响。

其次，烧秸秆不说肥田沃土、控制病虫草害，就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作为污染源计算的话，排放量和有毒有害物质在总量中也应该是占比最少，污染贡献最小的。粮食符合食用标准，长出粮食的秸秆当然也无毒无害，否则小麦、水稻、玉米等秸秆不会从古到今都是牛羊的上好饲料。燃烧过程会产生新的物质，不过其毒性比起化学物质来高下立判，秸秆烟雾呛人但很少中毒死人。况且夏秋两季烧秸秆也就各有那么几天，拖长时间错过农时了，不像工厂排污一年四季不间断。再看产生排放的基础物质量，2021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除排放大户火电减排外，新能源哪个没有排放，最少得生产出建造水电站、光伏电站、风电场的设施设备和基建材料，是生产就有排放。全国炼油产能9亿多吨，少不了长明灯排放，其他众多化工企业，不仅排放强度大，也多为有毒有害物质。

说这些并不是要烧秸秆向高排放看齐，也不是说烧秸秆排放有理，在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艰巨任务中，任何有助于减排的措施都要肯定鼓励，而非放纵排放，秸秆的处置也不例外。同时，我们也完全有必要考虑种植业产生秸秆的不可避免性和全面资源化的局限性，实事求是给可能的烧秸秆正名，将其看作种植业的一部分、资源化的一种形式，不要单纯和污染、雾霾挂钩一棍子打死。在巨大复杂的污染物排放市场中，给烧秸秆留有一席之地，作为不得已处置剩余秸秆，以便顺利进入再生产的兜底措施，也把“烧”和“禁烧”双方从不必要的矛盾冲突中解脱出来，增进社会和谐。

农业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知识经验、技术体系都很丰富，在绝大部分秸秆通过其他途径消纳解决，只有十分之一约1亿吨有可能通过烧掉腾出地来的背景下，给种田人多一份自主选择，多一些灵活性，相信他们一定会有更好的处理。随着资源化进一步发展，秸秆成了紧俏商品，届时想烧可能也没有人愿意烧了。那么，在此之前为了不影响再生产，种田人不得不烧掉一些占地秸秆，即使给大家带来什么短暂的不快，我们是不是也要愉快地承受下来。取粮食之利捎带些秸秆之害，想来也是可以且无大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