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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壮美的三江源头、神秘莫测的热带雨林、历史厚重的武夷山、生机勃发的大熊猫和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伴随着我国首批国家公园的稳步建设发展，社会公众对走进、了解国家公园的渴望愈发强烈。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我国以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目标，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如何理解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属性”？我国国家公园在全民共享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就相关问题，《中国绿色时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教授杨锐。

记者：您如何理解国家公园以“全民共享”为建设目标？

杨锐：“全民共享”是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公园治理的必然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国家公园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不断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改革成果。因此，全民共享是中国国家公园的核心发展目标之一。

深入理解“全民共享”，必须辩证把握“保护与游憩利用”“获得与付出”之间的关系。“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是国家公园三大理念，是国家公园建设的三大基石。其中，“生态保护第一”和“全民公益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抗和割裂的关系。占国土面积约10%的国家公园是一片片巨大的“净土”，将源源不断产生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并且是适宜气候的稳定器。因此，“生态保护第一”本身就是最大的“全民公益性”。空气、水和气候相对来说是最公平的，因此实行“生态保护第一”的国家公园也是最公平的、为全民所共享的生态公共产品。

说到“共享”，我们经常把它简单理解为“游憩利用”，而忘记了“付出”本身也是一种“获得”，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幸福”。共享不仅应被理解为“游憩利用”，也意味着为国家公园、为社会、为生态环境的“志愿付出”，而国家公园志愿者制度将为这种“志愿付出”提供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全民共享”中的“共”字意味着国家公园是每一个人的国家公园，是每一代中国人的国家公园。不分民族、不论收入和社会地位，中国国家公园是14亿多国人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共同的生态、物质和精神“乐园”。

记者：首批国家公园设立近3年来，您认为，我国国家公园在实现“全民共享”方面有哪些进展，又有哪些问题？实现“全民共享”应注意什么？

杨锐：如果说“全民共享”包括了“国民生态受益”与“国民游憩/志愿付出”两个方面，那么近3年来，在国民生态受益方面的进展和成绩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随着世界上最大国家公园体系的逐步建成，约占10%国土面积的国家公园一定会在减缓气候变化、提高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从而让全体国民因国家公园的生态受益越来越大。

近3年来，国家公园在“国民游憩/志愿付出”方面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其中原因主要是，既然“生态保护第一”作为“第一位”的目标，它便拥有最高等级的工作优先度，也是国家公园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基石。在“生态保护第一”已经能够在认识和制度层面基本落实的情况下，下一步，需要大力推动国家公园高质量生态游憩、环境教育和自然体验方面的工作。需要强调的是，“全民共享”要求上述活动作为国民福利而非旅游产业开展，是老百姓可承受的、普惠的，而不是价格昂贵的、只为少数人服务的高端旅游产品。

记者：在国家公园全民共享方面，您有具体的经历吗？

杨锐：我个人之所以下决心从事国家公园的研究，和“全民共享”有着莫大的关系。本科阶段我学的是建筑设计，硕士研究生阶段学的是城市规划。从改革开放到新冠疫情前，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因此这两个专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炙手可热。从事这两个行业，个人收入也相当可观。

但如今我下决心放弃这两个热门专业，坐上自然保护和国家公园的“冷板凳”，源于2002年的一次难忘经历。那年秋天，我受邀带领团队考察云南梅里雪山。我们和几名藏族同胞一起，从海拔1900米的干热河谷，骑马攀登到海拔大约4900米的说拉垭口。登山途中，陆续经过需要四五个人才能环抱树干的原始红豆杉林，开满黄色、紫色和白色野花的高山草甸，五彩斑斓的高山流石滩，荒凉、沉寂的高山荒漠，最后抵达白雪皑皑的垭口。这一路上的景色让我这个城市蜗居者心旷神怡，惊叹连连。

没想到更精彩的体验却来自下山途中。我们带着攀登雪山成功后的喜悦和疲惫下撤到宿营地时，漫天繁星，似乎触手可及。搭完帐篷，倒头就进入从未有过的沉睡当中。早上随着清脆的鸟鸣醒来，我走出帐篷、走向自然。仿佛一刹那，我进入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状态，似乎忘记了时间、空间甚至我自己，似乎完全被凛冽的空气融化了。这种不期而遇的体验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从未体验到的真、从未体验到的善、从未体验到的美，那一刻是如此的鲜活美妙和不可思议。

我希望更多人，希望所有国人、同胞都有机会体验和感受真善美融为一体的那一刻。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一辈子从事自然保护事业，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国家公园，下决心为“每个人的国家公园”尽心尽力。

记者：在您对国外国家公园的考察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全民共享故事是什么？

杨锐：说到国外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了解到，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历年的政府机构公众评价中几乎总是排名第一。今年6月17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学院院长Divid Ackerly教授访华时，提供了美国国家公园年访客的最新数字，2023年竟然达到了3.12亿人次，而2023年美国人口规模也仅为3.33亿，由此可见美国国家公园广受欢迎的程度。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去年我在新西兰访问时，有一天傍晚约定与新西兰保护部高级官员Lou Sanson先生会面。他在新西兰保护部工作了几乎一辈子，2013年至2021年担任保护部总干事。令我惊异的是，见面时他一身工装，身上还沾了不少泥土。他先是对这身装束表达了歉意，解释说这一天是他到Aspiring国家公园做志愿者的日子，具体工作是捕捉外来物种负鼠，而且很自豪地告诉我今天他捕捉了4只负鼠。我问他一周会做几天志愿者，他说退休后，他就登记成为国家公园志愿者，一周会做4天的志愿者工作。我问他身边的志愿者多吗，他说非常多，因为很多新西兰国民都认为，国家公园的美是大家共享的，责任也是需要共同承担的。他还告诉我，做志愿者，是一件很有成就感和满足感的事情，也是很愉悦的一件事。虽然累，但一点都不觉得苦。

记者：国家公园是留给子孙后代珍贵的自然资产，那么您认为，每一位国民尤其是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能从国家公园中获得什么呢？

杨锐：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生分为依次升高的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是我们与动物所共享的五感境界，“功利”是“利己”境界，道德是超越“利己”的“利他”境界，“天地”是“忘我”的精神境界。

我希望，在中国国家公园中，每一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能够在他们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完整体验这四种境界。（转载自中国绿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