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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江豚概况

江豚属（Neophocaena）隶属于鲸目（Cetacea）、齿鲸亚目（Odontoceti）、鼠海豚科（Phocoenidae）。江豚体表为浅灰色或深黑色，头部圆钝，前额略突，口部较小，牙齿呈铲形、整齐排列。江豚最易识别的特征之一是无背鳍，其英文名Finless porpoise即由此得来，其背部正中由鳍肢垂线至尾部背脊上有1-16行棘状小结节。成年江豚体长一般为 1-1.9米，大多为 1.5米左右，繁殖期为每年 4-9月，孕期 约12个月。江豚广泛分布于沿岸浅水水域、河口及一些大型内陆河流和湖泊中， 其分布范围西起阿拉伯海波斯湾、巴基斯坦印度洋沿岸和孟加拉湾，南至马六甲海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沿岸和我国南海，东至日本九州、四国沿岸、本州岛仙台以南，北至我国北方沿海和朝鲜半岛。

江豚属包括印度太平洋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和窄脊江豚（N 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两个种。长江江豚（N. a. asiaeorientalis）是窄脊江豚的长江亚种，另外一个亚种为东亚江豚（N. a. sunameri）。近年，基于基因组的研究显示，长江江豚或可能是独立的物种。长江江豚是唯一且相对独立的一个江豚淡水种群，也是鼠海豚科所有物种中唯一的淡水种群，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和鄱阳湖中，是中国水域三个江豚种群中最濒危的（图1）。

图1. 长江江豚（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提供）

2. 长江江豚种群状况

由于长江及湖泊持续受到人类的开发利用，长江江豚的栖息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益增加的人类活动，例如过度及非法捕捞、航运、挖沙、水利工程、水污染等，造成长江江豚栖息地缩减、质量下降并严重破碎化。

随着人类对长江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在过去的30多年中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数量迅速减少。据1991年前的考察结果，认为当时的种群数量约为2700头（可能是一个过低估计，对当时资料的最新分析表明，当时仅长江干流就应有3600头左右）。其后的考察结果表明其种群数量在明显下降，据2006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以下简称“水生所”）所组织的长江淡水豚考察结果，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干流的长江江豚数量仅1000~1200头，年下降速率超过5％。

2012年长江淡水豚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1040头，其中长江干流仅约500头（图2），年均下降速率达到了13.73%。种群动态模拟结果显示，如果长江中下游生态环境短期内得不到较大好转，最快未来五年内干流江豚的种群数量将会下降到250头左右，接近上世纪80年代末期白鱀豚的数量，未来100年的灭绝风险超过86%。

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估算长江江豚数量为1012头，种群快速下降的趋势得以缓解，但极度濒危的状况没有改变。其中干流估算445头，种群趋于向受人为扰动较少的江段集中，过半数水域种群持续下降或没有长江江豚发现，破碎化分布显著。洞庭湖估算110头，鄱阳湖估算457头，枯水期两湖种群主要分布在河槽和大型沙坑中。

除了种群数量持续下降外，长江江豚的分布范围也严重缩小。历史上，长江江豚的分布范围较广，除宜昌至上海的长江干流外，还在包括洞庭湖、鄱阳湖及其支流，以及长江的大型支流如汉江等都有分布，有时在宜昌以上的上游江段也有发现。目前，宜昌以上江段及长江大部分支流已经没有江豚分布，洞庭湖及鄱阳湖支流江豚分布较少。而且，长江干流部分江段成了江豚分布的“空白区”，很多小群体江豚被迫长期隔离，生活在未通航的汊道和夹江，生存风险较大。因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3年根据水生所等提交的报告将长江江豚濒危等级从“濒危”调整为“极度濒危”，仅次于“野外灭绝”。2014年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将长江江豚视同 “一级”保护动物进行管理。2021年新修订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长江江豚被调整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作为长江水生生物的旗舰物种，是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的重要指示，也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加强长江江豚的保护刻不容缓。

图2. 长江干流江豚种群数量（斜线柱形为干流数量，红色柱形为整体数量。1991年对两湖数量调查不充分，因此未估算整体数量）

3.长江江豚的保护历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科学家就提出了保护长江豚类的三种主要措施：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殖。

3.1 就地保护

长江干流和大型通江湖泊是豚类的自然栖息水域。为有效地保护长江豚类，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其重要栖息水域设立了国家级和地方级的自然保护区，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包括湖北石首江段、湖北洪湖新螺江段、湖南岳阳东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安徽安庆江段、安徽铜陵江段、江苏南京和江苏镇江江段建立了8个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图3）。由于这些保护区处在长江干流，是完全开放的水域，监管难度巨大。航运等人类活动无法禁止，管理成效大打折扣。但是，通过对比分析2006年、2012年和2017年各个江段的种群下降速率，虽然随着种群的快速下降，大部分区域长江江豚的分布密度都呈现了显著的下降，但是在一些区域长江江豚的分布密度却呈现了上升，这些区域主要分布在洪湖保护区、安庆保护区和铜陵保护区江段。这些情况也直接说明，当前的自然保护区虽然无法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格管理，但是这些保护区在保护渔业资源、水环境和避免豚类被直接和间接伤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分布在干流的就地保护区长度几乎占到了长江中下游干流长度的30%，他们是长江江豚保护最坚强的屏障。

图3. 长江中下游流域长江豚类保护区及水生所白鱀豚馆

3.2 迁地保护

为避免长江江豚重蹈白鱀豚功能性灭绝的覆辙，在加强就地保护的同时，迁地保护工作受到政府部门和豚类保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199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湖北石首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包括长达21km的天鹅洲故道（图4）。1990年至今，通过引进和自然繁殖，该故道长江江豚群体数量日渐增加，已建成一个完备的迁地繁殖群体。2021年，估算天鹅洲故道种群数量100头左右，而且每年出生10头左右的小江豚，为长江江豚的保种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为改善天鹅洲迁地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还从监利江段、武汉江段、安庆江段和鄱阳湖水域迁入了部分个体。而且，随着天鹅洲故道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的持续增长，其已经开始发挥迁地保护种质资源库的功能，向其他迁地保护水域迁出了部分个体，以支持整体迁地保护种群的发展。石首天鹅洲故道长江江豚群体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迁地保护，在自然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鲸类繁殖群体，是全球鲸类保护的典范。

图4. 湖北石首天鹅洲故道

2015年由湖北省政府和湖南省政府分别批准建立了湖北监利何王庙和湖南华容集成长江江豚自然迁地保护区（同一个故道，两县共管），水域面积比天鹅洲更大，环境也更优（图5）。2015年陆续从鄱阳湖和天鹅洲迁入8头长江江豚，2016年8月在保护区中发现一头新出生的小江豚，证明长江江豚在该故道中得到较好适应。因此，2017年3月，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批准，该保护区又从鄱阳湖引入了4头长江江豚。2021年4月，又从天鹅洲迁入8头长江江豚。自迁入后，故道中长江江豚呈现了连续的成功自然繁殖，目前种群数量约为30头，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图5. 湖北监利何王庙/湖南华容集成长江江豚自然迁地保护区

2016年由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批准，在安徽省安庆市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的西江故道建立了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并于2016年10月和2017年11月分别迁入7头和6头长江江豚，并且从2017年开始实现了连续的自然繁殖。加上基地之前救护的5头和繁殖的1头，目前保护区内有约20头长江江豚。此外，故道中两头雄性长江江豚由湖北天鹅洲故道交换过来，首次实施了长江江豚自然迁地种群的个体交流。

另外，在安徽铜陵保护区的铁板洲小夹江建立了半自然水域长江江豚饲养群体，目前该水体有11头江豚，通过人工补充喂食等方法，已自然繁殖成功。

当前在迁地保护水域中，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超过了160头，并且每年可以出生15头左右的小江豚。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成功实现了“保种”的任务，为长江江豚种群的保护系上了一道牢固的安全绳。

鲸类迁地保护理论和技术系我国科学家原创，早期饱受全球鲸类学家的质疑与批评。随着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的成功，当前该理论和技术被普遍接受，得到IUCN鲸类专家组委员会和海洋哺乳动物学会的高度赞誉，被称为“中国方案”，正在被推广应用到全球小型鲸类的保护。

3.3 人工繁殖

1980年1月，水生所白鱀豚馆（图6）开始饲养白鱀豚，并取得成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首次人工饲养白鱀豚。随后，陆续有多头白鱀豚被人工饲养，这些人工饲养的个体为人们研究和了解白鱀豚物种的生物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96年开始，水生所开始尝试长江江豚的人工饲养，并在2005年首次实现了成功繁殖，这是世界上首例人工饲养条件下淡水豚类的自然成功繁殖。2005至2022年先后有多头小江豚在水生所白鱀豚馆成功降生，其中2005年出生的第一头江豚已满17周岁，并实现了第二代繁殖成功。

图6.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

此外，水生所和湖北石首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2008年开始，尝试采用网箱饲养的方式开展长江江豚的人工繁殖技术探索。2016年5月22日，首次实现了网箱饲养长江江豚的成功繁殖。2020年6月，第二头小江豚也成功在网箱中出生，标志着我国在人工豢养环境下繁育长江江豚取得了新突破，为长江江豚的保种积累了新的技术手段。

更重要的，为了促进迁地保护和人工繁殖长江江豚的最终野化放归，2011年，水生所和湖北石首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将一头在白鱀豚馆生活了近8年的雄性长江江豚，通过系列的野化训练，成功软释放至天鹅洲故道。后续相关的监测显示他很好的重新适应了野外环境，成功存活并繁殖了后代。因此，2020年又将第一头在网箱中出生的长江江豚软释放至天鹅洲故道，目前存活良好。长江江豚的软释放为最终迁地保护长江江豚的野化放归积累了经验，为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的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4.长江江豚的保护建议

近16年的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都没有发现白鱀豚，长江江豚的种群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虽然2017年种群数量与2012年相比，没有显著变化，快速衰退趋势得到基本遏制，但在超过一半的江段，长江江豚种群仍然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在一些水域，尤其是保护区，比如洞庭湖水域、八里江水域（安庆保护区）和南京保护区水域，长江江豚的目击率呈现显著增长，甚至是宜昌中华鲟保护区的葛洲坝下水域，也有10多头长江江豚迁移至此。这些结果提示，长江江豚的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但加强人类活动管理和实施自然栖息地环境恢复可以促进种群的恢复和增长，长江江豚的原地保护充满希望。

我们建议，首先，在当前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的政策指导下，由国家统筹协调涉水的各个部门的资源，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从整体上综合规划和实施长江水生生境的保护和恢复工程。

第二，就地保护是长江江豚保护最重要的手段，尽管长江干流现有的8个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部分覆盖了长江江豚分布的高密度水域，但并不能完全满足保护的实际需要。为做好长江江豚的保护，应围绕洞庭湖和鄱阳湖湖口水域建立新的保护区，这样可以把周边的保护区连接起来，将孤立的多个保护区连成一个较大的保护区带，能够部分遏制栖息地破碎化的影响，提升保护效果。

第三，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迁地保护的最终目标是将迁地保护的长江江豚释放至恢复良好的自然栖息地，促进自然种群的恢复。当前已经通过多次长江江豚的软释放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建议实施迁地保护长江江豚的野化训练基地建设和开展野化放归的尝试，将部分迁地保护长江江豚迁出至干流恢复良好的栖息地，为干流种群的快速恢复提供支撑，为将来迁地保护种群的常规性迁出回归长江建立基础。

第四，长江江豚仅约1000头，每一头长江江豚对于种群的保护都弥足珍贵。意外伤亡事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生存及管理现状。通过建立伤亡长江江豚的救护和收集体系，实施备案制度，可以实现各地搁浅长江江豚的及时救助以及对死亡长江江豚的科学死因分析，有助于评估不同区域的生存威胁，从整体上为长江江豚保护对策的制订提供科学支撑。也有助于促进各地主管部门开展针对性的保护行动，提升保护效果。

第五，对长江江豚种群开展持续监测，是实施有效保护的基础。尽管水生所采用截线抽样和拖曳式被动声学考察方法，较好实现了历次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动态的监测，但是这些考察方法对执行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较难推广至全流域的保护管理人员使用。因此，研发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考察技术，例如开发被动声学和影像辅助观察系统等实时监测技术，结合AI智能识别软件研发，利用长江“十年禁渔”建立的监测体系，可实现对长江江豚的高效自动实时监测，切实加强对长江江豚和水生生境的监测管护。

最后，过去几年，长江中下游流域出现了50多家专注于长江江豚保护的公益环保组织，他们的行动极大的激发了各地民众关注和支持长江江豚保护的热情，提升了长江江豚保护的力度。此外，部分环保组织，通过募集资金和持续开展水上巡护等工作，有效的补充了渔政和保护区等部门的管理，提升了保护效果，促进了长江江豚种群的恢复。就物种的保护而言，社会化参与程度是保护成功的标志之一。只有公众认可和支持保护，才可能实现长期的种群恢复。因此建议，持续支持和引导建立更多的长江江豚保护公益环保组织，促进长江江豚保护的全民化参与，并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多渠道增加长江江豚保护的资源投入。

来源：

梅志刚、王丁：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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