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和NRDC近日在京联合主办“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国际研讨会，本期主题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即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以下简称NBSAP）。“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包括系列研讨和研究，旨在增进相关各方对“昆蒙框架”目标的理解，并支持和推动这些目标在中国的实施。

大卫·库珀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大卫·库珀（David Cooper）在致辞中提到，“昆蒙框架”为实现逆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实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提供了路线图。框架的实施取决于各国的具体行动，并充分反映在各国更新的目标和NBSAP中。

他赞赏中国成为首批提交更新版NBSAP的缔约方之一，用行动作出了表率，也向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他强调，实施“昆蒙框架”需要全政府、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强全球协作对于框架目标的成功实现至关重要。

吉莉恩·坎贝尔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监测、评估与报告负责人吉莉恩·坎贝尔（Jillian Campbell）介绍了“昆蒙框架” 下的审议和监测机制。她强调了NBSAP对“昆蒙框架“实施的重要性。

她指出，国家目标与“昆蒙框架”的协调是审议的核心。各国需要通过标准化的格式提交国家目标及履约报告，因此需要确定合适的指标来监督NBSAP的实施情况。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NBSAP应与本国国情相协调，将生物安全获取和惠益分享结合起来，促进全社会的参与，并促进其他相关机制和公约的协同增效作用。

徐靖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徐靖从中国制定NBSAP的背景、意义、内容和关键行动路径几方面，介绍了中国NBSAP如何支持“昆蒙框架”目标的实现。他强调，中国是率先完成NBSAP更新的七个缔约方之一，也是第一个完成NBSAP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更新版的NBSAP对标“昆蒙框架”，调整了优先行动、优先领域和优先项目，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集成和展示。

徐靖认为，NBSAP的实施是关键，只有通过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加强就地保护、促进可持续利用以及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等行动，才能使得NBSAP真正成为我国推动“昆蒙框架”落实的指南针。徐靖强调，我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各领域的规划和政策需要和“昆蒙框架”相衔接，以期高效、系统性地推动《行动计划》实施。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NBSAP实施路径

在第一个专家圆桌上，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立、NRDC加拿大项目合作关系经理朱莉·伯恩（Julee Boan）、尼日利亚《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协调员西凯德·埃格布瓦洛（Sikeade Egbuwalo）、生态平衡研究所（Equilibrium Research）联合创始人奈杰尔·达德利（Nigel Dudley）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科学与生物多样性副主席斯蒂芬·伍德利（Stephen Woodley）等嘉宾，先后介绍了中国、加拿大、西非和欧盟的更新版NBSAP，以及“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以下简称O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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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刘立副研究员指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体系已日趋完善。除了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规划，地方层面也正在积极行动，制定和完善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以下简称LBSAP）。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山东、河北、重庆、浙江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LBSAP的更新工作。

她还提到，NBSAP也鼓励和指导地方因地制宜编制本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国家和地方层面协同谋划生物多样性保护布局，将为我国NBSAP的落实和执行提供非常有力的政策基础。

NRDC加拿大项目合作关系经理朱莉·伯恩介绍了加拿大的NBSAP。她指出，加拿大拥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但也受到资源开采、城市扩张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威胁，生物多样性丧失明显。

伯恩博士特别强调了原住民在生态保护中的关键作用，她认为加拿大需要更加注重保护地的质量而非数量，并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尤其是资源开采活动对森林和其他关键栖息地的影响。加拿大政府应制定明确的政策路径，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并加强对自然友好型经济的投资。

IUCN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科学与生物多样性副主席史蒂芬·伍德利介绍了OECM的判定标准。OECM不是可持续利用区，而是产生了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的地区。

伍德利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的要求下，IUCN整合了OECM的六项标准，即：有明确的地理界限；存在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存在实现保护的治理和管理机制；就地保护；具有长期影响；实现了公平的惠益共享。海洋OECM可能包括水下遗迹海域、永久禁渔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有效管理的海域、私人或行业机构有效管理的海域等。

尼日利亚《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协调员西凯德·埃格布瓦洛介绍了西非地区实施昆蒙框架的情况。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一直在推动有效的保护。（注：ECOWAS是非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包括贝宁、多哥、尼日利亚等十几个成员国。）ECOWAS呼吁，到2030年，对公海进行高度和完全的保护，即海洋保护地的两种最高保护级别，以免受过度开发或破坏性活动的影响。

西凯德·埃格布瓦洛强调，生物多样性资金是“昆蒙框架”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ECOWAS发起了“自然金融雄心部长级联盟”（MAANF），敦促发达国家提供足够的生物多样性资金支持。

生态平衡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奈杰尔·达德利介绍了欧盟的NBSAP。欧洲是地球上被人类活动改变最大的地区，完全自然的生态系统已经所剩无几。80%以上的栖息地被认定状况不佳。因此，几十年来，欧盟一直在努力恢复整个欧洲的自然环境。

达德利称，欧盟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Natura 2000自然保护地网络”，这是一个跨欧洲的区域保护网络，包括27000多个保护地，面积从一两公顷到数百平方公里不等。这个网络可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连通的保护地网络，覆盖了整个欧洲，并逐渐开始影响临近国家。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对2050年的愿景超越了欧洲大陆，期望全球所有生态系统届时都得到恢复、复原和充分保护。

支持NBSAP的科学方法与工具

在第二个专家圆桌上，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申小莉、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朝晖等专家从科学方法与工具支持NBSAP 的角度展开了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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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认为，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能源开发、农业生产、城市发展等各方面要素，是实现“30X30”目标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目前，我国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占到陆域国土面积的18%，而在保护地外设立OECM作为现有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补充。

吕植认为，在OECM的实施中，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不一定是OECM的主体，在其知情同意的前提下，保护行动可以由其他相关主体开展。这体现了OECM的多元参与的灵活性，也是“昆蒙框架“全社会理念落地的具体举措。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申小莉研究员认为，生态保护红线中保护地外的区域符合OECM的定义，但生态保护红线的内涵远高于OECM或者”昆蒙框架”的任何一个行动目标。生态保护红线将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规划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目标1），不仅包括了需要严格保护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和动植物栖息地（目标3），也包括了需要恢复的生态脆弱区（目标2）。

申小莉表示，生态保护红线还与”昆蒙框架”其他目标相契合，例如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提升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功能（目标11）、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目标14）等。生态保护红线是创新性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 可供其他国家参考。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朝晖表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近年来积极学习了陆域保护上的好方法和好工具，在海洋类国家公园创建、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海洋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海洋OECM这类多元化保护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有助于早日实现30%的保护目标。

多方参与和多元机制助力NBSAP

除了政策和科学技术的支撑，NBSAP的实施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参与以及资金机制的助力。在第三个专家圆桌上，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履约二处(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秘书处)一级主任专家王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陈驹、世界经济论坛自然倡议大中华区总负责人朱春全及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围绕“多方参与和多元机制助力NBSAP”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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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蒙框架行动目标15提出”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定期监测、评估和披露其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这为全球政府实施信息披露监管提出了要求，也为企业披露提供了更多动力。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履约二处的专家王迎介绍，筹办COP15期间，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牵头建立了“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伙伴关系机制，联合企业、社会团体、地方政府和国际机构等多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企业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责任，增强企业的行动意识和能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陈驹分享了中金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除了绿色债券、碳汇等金融产品，中金公司还搭建了中金固收ESG评价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该体系的重要评估项。ESG评价体系的建立，积极响应了NBSAP中对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披露、评估的要求，中金公司通过该体系评估项目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而指导机构的投资行为。

世界经济论坛自然倡议大中华区总负责人朱春全博士指出，当前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面临庞大资金缺口，据估算每年约7000亿美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因资源不足，难以有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因此，创新的资金机制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至关重要。世界经济论坛作为推动公共和私营多利益方的平台，会积极调动各方资源，共同应对挑战。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指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应当不只是政府决策层面的主流化，更应要把生物多样性相关价值纳入到投融资决策当中。在提升金融机构关注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同时，也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例如，央行与金融监管已将绿色信贷实施情况纳入到宏观审慎评估（MPA）框架，但如果可以将更多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也列入绿色信贷支持范围，也会一定程度上提升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动力。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谢春华以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为例，分享了如何结合本地特色，推进NBSAP和“昆蒙框架”目标在保护区的落地。茂兰保护区因地制宜创建了“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科技攻关支撑和野外回归种群结合”的保护模式，取得了显著的保护成果。

谢春华也分享了地方保护工作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人才培养、生态旅游对保护管理带来的压力等。他表示，在未来工作中将继续强化中外合作交流，包括政府间和民间的交流，同时与科研机构加强合作，让科技赋能，推动保护区发展。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理事长杨超介绍说，作为国内的头部机构，基金会与国内公益合作机构共同发起了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承诺和倡议，并明确了基金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中的优先领域，积极搭建多方合作平台，推动各个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落地。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秘书长侯远青表示，非国家主体的自主贡献在形式上，既包括了资金的贡献，也包括了倡议和行动等方面的贡献。作为非国家主体的一员，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与国内外合作伙伴一起，探索出了可行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生态系统碳汇项目的具体实践中，采用了三个核心的目标：一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举；二是筛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关键栖息地恢复区域，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三是推动项目的实施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带动当地社区的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崔丽娟表示，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是中国林科院的重要工作，她强调了与国际组织、民间社团、科研机构和管理机构紧密合作，对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共同开展栖息地保护、典型脆弱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物资源保护和创新利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地监测以及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制建设等基础性、关键性科学问题研究和技术创新，用科技支撑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NRDC生态保护项目主任华宁在会议总结中提到，目前已有72个《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设立了各自的保护目标，已有20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更新版的NBSAP。中国作为COP15的主席国，从协同各缔约方通过“昆蒙框架”，到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为发展中国家落实“昆蒙框架”目标保驾护航，再到与26个缔约方及相关机构共同发起“昆蒙框架”的实施倡议，每一项进展都来自于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来，“昆蒙框架”如何通过各国的NBSAP落地，将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的议题。

除特别说明之外，本文所有图片版权皆属于NRDC所有